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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点。”他用手语说道,“并不是这里的每个人都和我们观点一致。”

通常,他们能够完全不受干扰地交流,但偶尔,萨尔瓦多能发觉一丝不友好的注视。现在就是这样。毕竟,他不是格拉纳达唯一的聋哑人,还有一些人能看懂他们的手语。

“我们走吧。”安东尼奥说。

他们不得不换个地方继续讨论。三个人站起来离开,将几个比塞塔塞在烟灰缸下,为刚才的啤酒买单。

几分钟后,他们回到了萨尔瓦多家。即使有人要偷听,将耳朵紧贴在沉重的房门外,也仅能听到偶尔的细碎声响。萨尔瓦多现在一个人住。军事政变发生时,他母亲和祖母去了城外一位姨妈的庄园,现在还没有回来。在他十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萨尔瓦多清理了杯盘狼藉的桌子,他们在桌边坐下。他将一壶水放在煤气炉上,找到了一小袋咖啡。弗朗西斯科将一只脏盘子用作烟灰缸,烟雾缭绕,升到天花板上,触到发黄的墙壁。

他们坐在桌前一起制订计划,但心中总有一丝不安。这不仅因为邻家那位面容消瘦的速记员打开房门窥了两眼,也因为他们之间正酝酿着不满与怨愤。三人之间的误会必须澄清。

与所有佛朗哥的反对者一样,三人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格拉纳达从未有过真正抵抗政变的手段。国民军已经攻占了这个城市极为保守的中心地带,人们几乎是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的占领。现在做什么都太晚了,向新政权显示你是他们的敌人,无异于自杀。

佛朗哥牢牢控制着格拉纳达,并不意味着反对国民军的人都无动于衷。弗朗西斯科当然没有闲着。现在,他知道父亲和哥哥遭到指控,只是因为他们有工联的卡片。他随时寻找机会为死去的父兄报仇。他不在乎手段,只渴望闻到国民军的血腥味。法西斯用重拳控制了格拉纳达,但仍未控制周围的农村。弗朗西斯科已经成为抵抗和颠覆运动的一分子。有些地方,背叛了共和国的国民卫队驻军被轻松地击溃了。只要扫除这个障碍,就会出现很多像弗朗西斯科这样的年轻人,向支持佛朗哥的地主和神父宣泄怒火。

那时,农民和工联成员已经开始将一些大宗财产收归集体,地主的粮仓被攻破了。饥馑的佃农等在外面,不顾一切地想得到可以喂饱家人的食物。在水草丰美的草原上放养的公牛被屠杀,被吃掉,这是很多人几年来第一次吃肉。

弗朗西斯科面前溅落的不仅仅是公牛的血。暴力也指向了人。不少神父、地主及其家人付出了代价,很多共和国的支持者觉得这些人罪有应得。

安东尼奥仍坚持正义和公平的理想,拒绝这些随意而混乱的行为。

“弊大于利。”他直率地说,对于朋友的所作所为,他心中交织着厌恶与敬佩。“你们杀害神父,烧死修女,这些行为对法西斯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对,”弗朗西斯科回答,“我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这些行为向法西斯宣告,我们是认真的。我们要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而不是袖手旁观,任由他们蹂躏。”

“法西斯分子才不会在乎那些老牧师和几个修女——你知道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有一瞬间,安东尼奥放弃使用手语。用那种方式有时很难表达自己的意思。萨尔瓦多将手指放在嘴唇上,督促朋友们闭嘴。危机四伏,隔墙有耳。

“是什么?”弗朗西斯科问,他无法压低声音。

“他们想得到国外的支持,会拿你们的行为大做文章。你真的这么蠢,这都看不出来?死一个神父,他们就会得到十几支外国援军的支持。这就是你们想要的?”

安东尼奥提高了嗓音,热血上涌。他听到自己的语气像个老师,充满说教,像个恩人一样要人领情。而且,就像在教室里一样,他绝对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必须给朋友这样的印象。他明白弗朗西斯科渴望流血与行动,但想让朋友善用这份激情,用一种不会招致负面效果的方式。安东尼奥觉得,保存体力,团结起来反击敌人,才是该做的事。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