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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案子里，死者自杀——除却其他因素外——主要是受到一桩穷凶极恶的绑架杀人案带来的冲击和绝望，受害者是一位居住在纽约长岛的年轻姑娘。自杀的警探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初看上去，这桩自杀案符合我构建的模式，应当进一步核查，但读到报告的最后，我发现这位警探已经破获了这起绑架杀人案，并且逮捕了一名嫌疑人，这就超出我的模式划定的界限了，而且很显然也不符合芝加哥的拉里·华盛顿所提出的并被我认可的观点，即杀害第一位受害者和杀害负责侦破此案的警察的凶手应当是同一个人。

引起我兴趣的最后三件案子——除科泰特那件外——之一是加兰·佩特里案，一位达拉斯的警探，先是前胸中了一枪，然后面部又挨了一枪。他留下的遗言是：“何其不幸，我知道，我的力量已被侵夺。”我固然不了解佩特里，但我从没听说一个警察会使用“侵夺”这个文绉绉的词。这行被认为是他亲笔写下的遗言太有文学性了，我无法想象这句话竟出自一个自杀警察的笔下，出自一个自杀警察的心里。

第二件案子里，遗言同样只有一句话。克利福德·贝尔特伦，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县治安警署的一名警探，三年前被认定为自杀身亡——是这一系列案子中最早发生的——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简单地写道：“主啊，救赎我可怜的灵魂。”同样地，就我看来，这句遗言的遣词造句不像是出自警察之口，任何警察都不会这么说话。虽然这只是一种直觉，我还是将贝尔特伦的案子纳入了自己的名单。

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案子，是巴尔的摩警察局专门负责凶杀案的警探约翰·P·麦卡弗蒂的自杀案。案卷里并未提及死者曾留下遗书，但我还是把这件案子添加到名单里，因为他的死亡与约翰·布鲁克斯之死出奇相似。和布鲁克斯一样，麦卡弗蒂也被认定先朝自己公寓的地板开了一枪，然后又向自己的喉咙开了致命的一枪。我记得劳伦斯·华盛顿说过，这是一种能够让死亡警探手上沾染射击残留物的方法。

四个名字。我研究着他们的卷宗和刚才记下的笔记，然后从旅行包里掏出之前在博尔德城买的爱伦·坡文集。

这是一本很厚的书，收录了已被确认或推测为爱伦·坡创作的全部诗文小说。我查了下目录，发现光是诗歌就占了七十六页。我意识到这个漫漫长夜还得延续更久，便通过客房服务点了壶八杯分量的咖啡，又叮嘱他们顺便送来些阿司匹林以防头痛。我很确信，喝下这么多咖啡因，我的头会炸的。之后，我开始了夜读。

我不是那种害怕孤独和长夜的人，从未害怕过。我已经独自一人生活了十年，曾经一个人在国家公园露宿，也曾为了写篇报道独自穿行在烧毁的废墟上。我曾坐在黑暗的汽车里，守在更加黑暗的街头，等待跟候选人、帮派成员或者胆小的线人会面。当然，等待帮派成员的时候，我还是会心生怯意，但我从不惧怕在黑暗中独处也是事实。不过我不得不说，这个晚上，爱伦·坡的诗句却让我心里一阵阵发冷，或许是因为孤身一人住在一个陌生城市的酒店房间里，或许是因为正被一份份记录着死亡与谋杀的卷宗重重包围，又或者那时我莫名地觉得我死去哥哥的亡魂正在我身边飘荡，也许还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阅读的这些诗句可能正在被人恶毒地使用。不管是什么原因，在夜读爱伦·坡的过程中，我的心里始终感到一种沉甸甸的恐惧，甚至在我打开电视用节目的声音充当背景音后，那种恐惧仍然盘亘在我的心头。

我躺在床上，靠着枕头，把床头两侧的灯都打开，在一片通明下继续阅读，但当门外走廊突然响起一声尖锐的大笑时，我仍然被吓得差点弹起来。我重新倒下去，舒舒服服地躺到枕头上压出来的凹坑里。正当我读着一首名为“谜”的诗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又把我吓了一大跳，这种双响的铃声跟我家的电话铃声完全不同。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半，我猜是丹佛的格雷格·格伦打过来的，丹佛和这儿有两个小时的时差，现在才十点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