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的荒诞

鼓停了，舞止了，人退了，笑敛了，但幕终于没有合。《WM》以中国戏剧史上罕见的荒诞“镇”住了所有的目击者。

不是吗？那些不出意料的声音在喊了，“这个戏的主题有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作品中没有党和社会主义的阳光，只有苦难、阴云牢骚、怪话！正气何在？真理何在？整个舞台上乱七八糟。”更有吴老太爷在嘶声哀嚎：“老天爷，台上放响屁，换例假纸，再搞下去，就要在台上生孩子喽。”

正像古人所说：“堆土于岸，流必湍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WM》之所以被视为杂种怪胎，就是因为那些革命同志没见过。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八十年代的时代特征、潮流应该是……”，可《WM》这种满腔热情的、力挽中国话剧危澜的无畏改革出来了，他们偏偏又板起了面孔。其原因，就是他们被剧中大胆的荒诞吓住了，而那些持赞扬态度的观众，令他们耳目一新的也是这两个字：荒诞。

不错，《WM》从内容结构到表现细节都充满了荒诞意味。雪夜偷鸡，月夜投河，时空混杂，虚实相间，一切似乎都与大家头脑中的现实主义格格不人。剧中的人物在咒骂着一切，反抗着一切，他们在痛苦的深渊里却要纵声狂笑，到了尊严的殿堂上却又伏案呜咽。他们自轻自贱，时而又自高自大，嬉笑怒骂，时而又呆若木鸡。这种种的怪诞不能不给人一个直觉：“它的每一场演出，都可能是最后的一场演出。”（引自周振天《WM印象记》，前同）

荒诞当然是现实生活的弃儿。然而，艺术中不允许有荒诞吗？艺术的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洞穿了命运的秘密，掌握了悲剧和喜剧灵魂的艺术大师之作，都不免要带上荒诞的色彩。果戈理、鲁迅、布莱希特、波德莱尔都是如此。艺术发展到今天，那种严肃宏伟的悲剧已经不能像当年那样动人心弦；纯粹的娱乐喜剧更不待提。面对着人生的种种苦难和荒谬，当今高明的艺术家们不会让他们的人物去呼天抢地，牺牲在所谓的性格矛盾中，更不会让人物欢天喜地，“乌蒙磅礴走泥丸”似的胜利大团圆。生活中有苦也有乐，有笑也有泪，透过表面上那些貌似不合逻辑的荒诞，我们看到的是真正伟大的庄严。

艺术如果只停留于再现生活，那么永远也不能揭示生活的本质。略有变形的真，要胜过规规矩矩的假一百倍。这就是所有现代派艺术最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更何况《WM》并非是现代派的舶来品，而是中国话剧本身发展到质变阶段的一次探索性的飞跃。剧中的人物，你能说他们可笑吗？他们偷过鸡，放过屁，他们抛弃过姑娘，背叛过朋友，难道他们自己不知道这些可笑、可鄙吗？但是，这一代青年，为历史背负的可笑、可鄙的包袱太多了，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他们要争取社会的承认，像小可怜那样向世界喊着“我和你是一样的——人！”在他们的嬉笑怒骂声中，饱含着酸涩的泪水。在他们的浑浊的泪水中，沉淀着可以翻江倒海的生命力。这一切，都是为了那被剥夺的，人的尊严。然而，只有具备了一点荒诞意识，才有可能最后夺得这个尊严，才能在那寒凝大地的冰雪之夜保住生命的火种，才能在那乍暖乍寒的早春勇敢地发出奋争的枝芽，才能在那窒闷酷暑的伏天维持头脑的清醒，才能在那桂花开了的金秋开始另一个层次的深入……他们可以自己宣布不是人，但绝不容许别人，绝不容许社会以这样的目光射向他们。他们的种种荒诞言行，是对社会上种种荒谬现象回掷出去的手榴弹。虽然一些台词的攻击性未免过于直露，但我们没有必要以细节的真实来要求它。这种荒诞，如果说在冬、以至于春那场戏中还包含着一定的阿Q精神的话，那么愈到后来，便愈脱去了笑谑的外衣，透露出饱含人世辛酸而又含着微笑看人生的那种内在的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