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矛盾

京都名记萧夏林又编了一本好书：《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

萧夏林这厮在我眼中，好比赤发鬼刘唐，武艺不甚高，却爱打个抱不平。我之所以喜欢这路山东好汉，大概是因为最不佩服那种使得一手好拳棒，却甘为财主老爷看家护院的洪教头、栾廷玉之流。别看萧夏林平时说话一不会引经据典，二不够公正客观，编起书来可是体例宏赡，思想锋锐。这一本《为了忘却的纪念》，紧紧围绕“蔡元培和北大”这一宏旨，所收文章开合有度，气象森严，不惟谢冕、钱理群的两篇序言令人击节咏叹，那霹雳火旷新年的跋和萧夏林自己的后记也字字底气充沛，掷地作金石声。全书凸显了蔡校长的一个“大”字和蔡校长被今人忘却的一个“哀”字。“大”字中充溢着对北大的赞美，“哀”字中则蕴含着对北大的批评。作为北大中人，我对这赞美和批评早已熟稔。10年前北大90华诞时，我也曾作文缅怀蔡先生。每次经过未名湖畔蔡校长的塑像，我都有意无意地去望一下蔡校长的眼睛。然而从那眼神中，我越来越望到了一种凄苦和矛盾。

今人之仰慕蔡元培，最集中的一点便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我以为，蔡元培的矛盾恰恰产生于对这八个字的苦苦追求和这八个字的不合实情。

蔡元培的矛盾首先体现在教育观上。他一再申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但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实用教育，提倡“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道德主义”教育。他既号召学生独立研究，又强调学习要“服役社会”。当今由于实用教育的泛滥，蔡元培的“大教育观”引起了相当多学老的重视。但是应该看到，加强实用教育，乃是中国走向富强之路的必然。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教育机构，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推卸地肩起了为中国培养“专家型人才”的使命。《论语》中描绘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教学境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蔡元培从“立人”的角度出发，看到了实用教育的弊端，但他无法挽回这一大势。上大学可以求学问，也可以升官发财，这二者并不一定总是矛盾的。且不说升官发财是否一定是坏事，只从极世俗的道理来看，社会上总要有人升官发财，而现代社会之所以“进步”，就在于越来越倾向于让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升官发财”。况且大学里培养的人也不可能都去“做学问”。此中的关键在于学问与实用的结合度。蔡元培自己和他的好奋勇当先以及得意门生，其实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他所担心的是学生“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将来‘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蔡元培的这一担心实际上一直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上演。中国的教育问题并非是实用人才太多，博学通才太少，而是二者都既短缺又浅陋。进一步说，所谓“纯粹学问”也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一部分学者的善良追求。过于追求学问之“纯粹学问”也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一部分学者的善良追求。过于追求学问之“纯粹”而结果却不能实现，必然反过来促使更多的人干脆去追名逐利。今日的北大也正是如此，一部分人在那里做着“客观公正”的学问，结果仍不免被怀疑为“心术不正”，“学术倾向有问题”或是“甘做帮闲”，“迎合贪官污吏”；还有一部分人则公开背叛学术，上欺善良的学校领导，下压正直的师生员工，嫉贤妒能，武大郎开店，借百年校庆等机会大肆捞取个人私利，使北大在社会上的声誉受到不应有的损害。不知当年蔡校长有没有想到，现代型的大学，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大学，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而是一个三教九流荟萃的“学问江湖”。我们指责这样的大学“不合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它和改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