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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告诉他我来自伦敦。

管家退到一旁，我这才第一眼看到主人的尊容。可是，这位主人又过了一会儿才看了卡莱尔先生第一眼。

他坐在一张足有十二英尺长的桌前，桌子镶嵌着黄铜，装有兽足形状的弯脚。身后挂着几幅现代油画，画的是些被宠坏了的孩子。他的信件摞在几个用厚牛皮缝制的文件托盘里。他是个营养充足的大块头，显然工作也很努力，因为他上身只穿着件衬衣，蓝色的衬衣配着助产士的那种白色衣领。他工作时还穿着背带裤，带子是红色的。他也实在是太忙，都没顾上招呼我。他先是潜心阅读，拿一支金笔指来划去地引导自己的视线。接着他开始签字，用那支金笔来写。然后他沉思起来，还保持着眼朝下的姿势，用那金笔的笔尖来凝聚他那伟大的思想。他戴的金质袖扣足有以前的一便士硬币那么大。再后来，他终于放下笔，带着一股受到伤害甚至有几分责难的神情抬起头来，先是发现了我，然后就以某些我尚未弄清的标准把我掂量了一番。

就在此刻，大自然给了个幸运的机会。一缕斜射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正照在安东尼爵士的脸上，好让我也反过来掂量掂量他：眼袋松垂的双眼里透着自怜的神情，仿佛他应该为了自己的财富而受到同情；抿成一条线的小嘴巴绷得很紧，嘴角歪着，脸颊上满是皱纹；看似坚毅的神态中透着软弱，透着小孩子一般对成人世界的疑心。活到了四十五岁，这个脑满肠肥的大男孩仍然不知餍足，享受着安乐却还在抱怨爹妈没陪在身边伺候。

突然，布拉德肖朝我走了过来。他这是在昂首阔步，还是在艰难跋涉？在如今的英国，有一种步态是有权有势者的专利，它把好几样东西掺和到了一起。一是自命不凡，二是懒洋洋的玩世不恭。那步态之中还带着威胁、不耐烦，以及好整以暇的傲慢，其表现就是像螃蟹一样甩开胳膊肘，绝不给任何人让路；像拳击手一样耷拉着肩膀，两个膝盖颠啊颠的仿佛装了弹簧。根本不用等到和他握手，你就知道生活中从艺术到公共交通的许多事物都与此人毫不相干。如果你傻乎乎地想去和他套近乎，就会从这步态中得到无声的警告：离我远点。

“你是潘西的小弟嘛。”他对我说，生怕我不知道这回事，同时像取样本似的捏了捏我的手，显得很失望，“好啊，好。好久不见。肯定有十年了。还不止。喝一杯吧。来点香槟。想喝什么都行。”他命令道：“萨默斯。给我们拿瓶香波来，带个冰桶，两个杯子，然后滚蛋。还有果仁！”他冲着管家的背影大喊，“腰果、巴西果，他妈的给我搞一大堆果仁来——爱吃果仁么？”他向我询问道，突然间摆出了让人消除戒备的亲近态度。

我说我挺爱吃。

“好。我也是。特别爱吃。你是来对我宣读《取缔闹事法》194的。对不对？请便吧。我可不是玻璃做的。”

他猛地推开落地窗，好让我更清楚地看见他名下的产业。他采取这一行动时用的是另一种步伐，更像是在行军，两只胳膊摆动得更厉害，仿佛是要配上听不见的军乐节奏。打开落地窗之后，他把脊背对着我供我瞻仰，双臂仍旧朝上举着，手掌撑着窗栏，犹如一位在等待箭矢加身的殉道者。发型也是伦敦市里流行的，我心想：脖子后面的头发留得很厚，耳朵上方的发际就像两只小角。呈现出片片金色、棕色和绿色的山谷绵延铺开，一直伸展到远方看不见的天际。有个保姆带着个小孩子在鹿群间散步。她戴的褐色帽子的一圈帽檐都向上翻着，身上穿的褐色衣服像是女童军的制服。草坪修剪过，正适合打槌球。

“安东尼爵士，我们只是在请求您，没别的意思，”我说道，“想请您再帮个忙，就像您以前帮助潘西那样。不管怎么说，毕竟是潘西帮您得到爵士封号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