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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汉森能够做到。汉森已经成了一个亚洲人，他可以不带食物徒步行走一个星期，可以蹲在部落里听村民的窃窃私语。早在当地人日益高涨的反抗之风吹动金边和西贡大使馆上的星条旗之前，汉森就可以预先判断出他们的情绪。他还能向轰炸机指示出——他的确这么做了，后来他觉得很后悔——他能向美国的轰炸机指示出哪些村子在窝藏越共分子。他也是个善于利用别人的家伙。他能从各行各业里招到帮忙的人，教他们怎么去看，去听，去记，去报告。他知道该告诉他们多少东西，知道该如何奖励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这么做。

先是几个月，然后是几年，汉森就这样在柬埔寨北部的所谓“解放区”里行动着，这些地区名义上处于红色高棉的控制之下。突然有一天，汉森从自己居住的那个村子里消失了。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村里的人也都给带走了。很快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这成了又一起发生在丛林中的失踪案。

他就这么死了，谁知道不久以前，他又在曼谷的一家妓院里死而复生。

“不用着急，内德，”史迈利往特拉维夫打电话时对我说，“你要是想再休息两天倒倒时差，我这儿也没什么关系。”

在史迈利的语言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尽快找到他并向我汇报，可别让我手上再搞出一个天大的丑闻。”

我们曼谷情报站的站长是一个为人粗鲁、性格专横的小个子男人，他名叫朗贝洛，是个秃顶，留着八字胡，我始终都不太喜欢这家伙。情报部对于年届五十的人不会再提供什么好机会。他们中间大部分人的身份已经暴露，许多人要么觉得太累，要么就是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觉得身份暴露不暴露都无所谓。其他人则去了私人银行或大企业，不过这种关系很少能长期保持下去。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适应公开的生活了。但是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托比·伊斯特哈斯和朗贝洛都名列其中——能够继续霸占着情报部里的位置，据这些人自己说，他们仍然很有价值。

朗贝洛的价值究竟是如何体现的，我始终都不知道。他是个无耻下流的家伙，我可以肯定，因为就算他真的精通什么，那也只是人的卑鄙天性。有谣言说他手里掌握着两个腐败的泰国将军，他们只听命于朗贝洛，别人一概不理。还有谣言说他曾经帮一位皇室成员干过很龌龊的事，根本不能说出口。不知道朗贝洛手里捏着五楼爵爷们的什么把柄，反正他们连一句对他不利的话都听不进去。“内德，看在上帝的分上，可别惹毛了朗贝洛，”史迈利恳求过我，“我知道那家伙很讨厌，但我们的确需要他。”

我在旅馆房间里跟朗贝洛见了面。对公开的世界而言，我名叫马克·西摩，职业是会计师，不想跑到大使馆或者朗贝洛的家里去招摇。我坐了二十个小时的飞机，跟他见面时已经快到黄昏了。朗贝洛说起话来像是从伊顿公学出来的出版商。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模样也挺像。

“我们能碰到那个狗杂种简直是太他妈的走运了，”他气冲冲地对我说，“当然了，我们得把触角放出去。得把耳朵贴到地上去仔细听。我们知道真相。听说过其他类似的案子。我们可不是麻木不仁的家伙。我们不想看到自己的情报员被捆在树枝上，连着几个星期被人在丛林里拖来拽去，当然，这期间红色高棉的那帮家伙肯定会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们可不是鸵鸟。我们知道真相。你那个棕色皮肤的家伙不遵守昆斯伯里规则145，你要知道，”他从满是汗渍的西服袖子里摸出一块手绢，使劲擦了擦那两撇傻里傻气的胡子，好像我向他暗示过情况恰恰相反似的，“换作普通的情报员，只要一夜就会哭喊着求别人给他一颗子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