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霞

阿霞小我一岁，属羊。

阿霞个子不高，敦敦实实的，来城里半年了，也没有消去腮上的两块红晕。其他人开玩笑，说那是红二团。

我穿着制服，跟着杨经理走进大厅。好多人围着桌子折纸巾，有的抬起头来看见我，就笑一下，有的头也没有抬。

大厅里四面装着大镜子，明晃晃的。我想姚伯伯到底是国外回来的。除了带回了经营理念，也懂得视觉空间的延展魔术。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盘下这么大一个门面本就不易，现在因为有个镜里镜外的缘故，竟似乎又大了一倍。

每面镜子里都有一个我，还都是别别扭扭的样子。制服松松垮垮的，走动起来两袖清风，好像个前朝遗少。虽说是西式面馆，门口招牌上还画了个巨大的牛仔，可制服的确设计得一点不干练，硬要搞什么中西合璧似的。看着看着，镜子里多了一张面孔，对着镜中的我嘻嘻地笑着。这是个圆圆脸的女孩子，拄着个和她一样高度的大拖把。她发现了我在看她，赶紧低下头去。

这时候就听见杨经理说，阿霞，门口的水怎么又没拖干净，想叫客人滑跤啊。

这女孩子就拎着拖把往门口走，突然回过头来，说，经理，我以后不用拖地了吧，有新的来了。

经理就不屑地笑了，说，你就想，能叫人家大学生拖地么。

其实除了拖地之外，杨经理也不晓得能叫我干什么。我实在是她所有安排计划之外的一个人。而她所有安排的结果，对于我来说，无非是社会实践报告上的一个大红章。我们家里都是些顶顶认真的人，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主义，有自己一套运行的游戏规则。而因为我们家这样的家庭的存在，就出现了许多旁枝末节。我在大一暑假的社会实践任务，在我们家里是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的。其他同学，基本都在一个星期之内在居委会和父母所在单位搞定了。所以当他们叫我出去玩的时候，听说我要正儿八经地去餐馆打工了，都有些迷惑。

拿来拿来，我给他盖章。电话那头是个大大咧咧的声音，姚伯伯是个老江湖，自然对这套游戏规则烂熟于心。爸爸说，老姚，你误会啦，我是真要把儿子送到你那里去磨炼磨炼的。姚伯伯沉默了一下，说，那让他到信息台来吧。信息台在当时还是颇时髦的行当，是姚伯伯的另一份产业。爸爸说，不，就让他去餐馆，不吃点苦，就失去意义啦。姚伯伯嘿嘿一笑说，你行，把儿子送我这儿忆苦思甜了。你舍得了，我也就没什么不忍心的。那就磨炼吧，也让你家少爷瞧瞧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面纱是怎么撕下来的。

姚伯伯是爸爸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后来娶了一个美籍华人的女儿，成了美利坚公民。爸爸说，姚伯伯在美国帮岳父家打理产业，据说是很有建树的。可时间长了，心尖上打了一个中国结，竟然真的就解不开。一狠心，就回来了，带了投资，在家乡开起了洋风味的牛肉面馆。当时是踌躇满志的，要在中国的餐饮界烧上一把火，准备把麦当劳和肯德基烧个片甲不留的。

姚伯伯人很好，有孟尝君之风，经常约来一帮老朋友，在他的馆子里吃吃喝喝。生意是在做，可看上去热热闹闹的，却往往是自己人。有阵子店里不是很景气，他还是吆五喝六地叫大家来吃，众人过意不去。他就说，呵呵，以为叫你们来干啥。过来给我撑台面，做广告的。

他对员工似乎也不错，这是我后来感觉到的。他似乎不怎么照应我。这一点我倒是很喜欢，自在。

爸爸是铁下心来要我锻炼，所以每天要求我一早骑着单车去上班。按理我们家在城北，坐车去市中心是方便的。不过我算懂得爸爸的良苦用心，就老老实实地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