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但书写的我（第4/11页）

傍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置身于瓦西夫安静的房间里。或许因为这是屋里惟一没有哭泣声的房间，所以他依然能在这里看到往日痕迹，不曾受到任何侵扰，诉说着如今只属于过去的一个幸福家庭：因为“近亲结婚”而畸形的日本金鱼，在鱼缸里悠游。荷蕾姑姑的猫咪“煤炭”，趴在地毯边缘伸懒腰，一边心不在焉地打量着瓦西夫。坐在床角的瓦西夫正在检视手里的一叠纸张。那是悼念的电报，来自各地几千几百个人，上自总理，下至最卑微的读者。卡利普望着瓦西夫的脸上流露出讶异而嬉闹的神情，以前，当他挤在卡利普和如梦中间，坐在同样的床角，一起翻看旧剪报时，他也是这副表情。房间里光线昏暗，一如从前他们每次待在这里，等待奶奶——后来是荷蕾姑姑——为他们准备晚餐的时候。低瓦数的灯泡散发出令人昏昏欲睡的光芒，恰如其分地融入退色的旧家具和旧壁纸中，让卡利普联想起他与如梦共度的生命低潮，悲伤如同不治之症在他全身上下蔓延。那些痛苦与忧愁如今已成为美好的回忆。卡利普请瓦西夫从床角起身。他关上灯，然后连衣服都没脱，就往床上一躺，像一个打算哭到睡着的孩子。他整整睡了十二个小时。

隔天，在帖斯威奇耶清真寺举行的葬礼上，卡利普找到机会和总编辑谈了一会儿。他解释说耶拉其实还有好几箱尚未发表的作品，尽管上星期他只交了几篇新专栏，但事实上他的写作一直没有间断。他把下层抽屉里的几篇专栏草稿重新润饰了一番，又好玩地写了几篇他从未碰过的新题材。总编辑说，他当然愿意在耶拉的老版面上刊登这些文章。于是，卡利普的文学之路就这么铺好了，往后几年，他将在耶拉的空间里继续下去。群众出了帖斯威奇耶清真寺，走向尼尚塔石广场，灵车正停在那里。半路上，卡利普看到阿拉丁心不在焉地站在店门口旁观。他手里拿着一个洋娃娃，正准备用报纸包起来。

卡利普第一次梦见如梦与这个洋娃娃在一起，是在他把首批耶拉的新作送到《民族日报》编辑室的那天夜里。把耶拉的文章递交出去后，他听了一会众人的安慰和谋杀理论——这些人有朋友也有敌人，包括了老专栏作家涅撒提——最后走进耶拉的办公室，开始读过去五天来堆在桌上的报纸。报上充满了无数引人落泪和过度褒扬的讣闻，以及土耳其当代历史上类似的凶杀案件：这些文章倾向于把罪过推给亚美尼亚人、土耳其黑手党（卡利普忍不住想用绿笔改成“贝尤鲁帮派”）、共产党员、香烟走私贩、希腊人、基本教义派宗教分子、极右派、俄罗斯人、拿克胥教派。其中有一篇由一名年轻记者所写的文章，探讨凶手的“犯案手法”，引起了卡利普的注意。葬礼隔天刊登在《共和国报》上的这篇文章，简短而明白，但却运用了稍微夸张的叙述风格。其中的角色不是以姓名而是以身份来称呼，并用首字母大写标明出来。

著名专栏作家和他的妹妹，星期五晚上七点离开专栏作家的公寓，前往皇宫戏院。电影的片名叫做“回家”，于九点二十五分散场。专栏作家和妹妹——嫁给一位年轻律师（这是卡利普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自己被提起，就算只是附加说明）——也在散场后的人群中。过去十天来已成为伊斯坦布尔日常规律的风雪尽管平息了，但天气依然很冷。他们穿越总督路，从安洛克走到帖斯威奇耶大道。晚上九点三十五分，就在他们来到警察局正对面时，死亡尾随而至。凶手用的是一把配给退休军人的克勒克卡莱制手枪，极有可能原本瞄准名专栏作家，但意外地击倒了两人。或许是扳机卡住了，他所发射的五颗子弹有三颗击中了专栏作家，一颗打到妹妹，另一颗则射进了帖斯威奇耶清真寺的墙壁。由于有一颗子弹命中心脏，专栏作家当场死亡，另一颗子弹击碎了他放在外套左边口袋里的笔——所有的记者都针对这件巧合而大肆渲染——这也是为什么专栏作家的白衬衫上沾染的绿色墨水比鲜血还多。左肺严重受创的妹妹，从枪杀现场挣扎着走到对街的杂货店，无视位于相同距离的警察局。写这篇文章的记者，好像自以为是一个握有关键录像带的侦探，一再重复播放同一段影片，一再描述妹妹是怎么样蹒跚走进阿拉丁的杂货店，而店主人又是如何没有看到她走进来，因为当时他躲在一棵高大的栗子树干后面，被挡住了视线。妹妹跨进店里，拖着缓慢的脚步，最后瘫倒在角落的一堆洋娃娃中。文章写到这里，卡利普开始觉得好像在描述闪光灯下的芭蕾舞剧。但接下来，影片猛然向前快转，变得荒谬无比：店主人原本正忙着在打烊时间拿下他挂在栗子树干上的报刊杂志，听见枪响，吓得躲到树后，没有注意到妹妹走进店里，手忙脚乱地拉下铁卷门逃离现场跑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