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脸的郑重其事（第3/4页）

甚至在这个理发师（他后来也被描绘成一个在好几个方面受人尊敬的人）从面包里拉出来一个鼻子之前，他做了几个琐碎的动作，匆忙的读者不会在这上面逗留的，因为乍一看，这些充其量不过是对普普通通、单调乏味的早餐的平淡无奇、毫无意义的描写；他削洋葱、撒盐、切面包。然而，通过仔细观察会发现，这按部就班的程序是颠倒着来的，是从后往前做的，这样，关于那个会跑的鼻子的主要的荒诞故事甚至还没有发生，小说就染上了些许荒谬、无意义的乖张色彩。

“伊凡·雅可夫列维奇为了体面起见，在他的长睡衣外面罩上一件长衣，坐到桌子跟前，撒了点盐，削好两个洋葱，拿起餐刀……”

但是，伊凡·雅可夫列维奇还没有削洋葱头，凭什么就倒起盐来了？他还没有拿起餐刀，用什么削洋葱头呢？难道我们这位学究气和官气都十足的叙述者报道起来是细致入微，但实际上是个粗心大意的马大哈吗？或许是一个讨人嫌的酒鬼，就像这个理发师和少校，像这个故事中的大多数人物那样？

像这样不合逻辑的细节、心不在焉的小小嘲弄、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诞描写，几乎每一页都有。作品的开头部分邀请我们，要我们准备好接受一种像用烤肉扦串起来的被解构了的逻辑，它是这里起作用的力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令人窒息的枯燥、粗鲁的残暴、道德的沦丧以及生存的绝望。比如，下面一小段凶狠的描写，把无聊、轻蔑和扭曲结合在一起。科瓦廖夫找了一天他那丢失的鼻子，无功而返，“步履踉跄”地回到家。

天已经越来越黑。询问了一天毫无结果，回到家，家里似乎极度的凄凉和压抑。一进门厅，他看见仆人伊凡躺在肮脏的皮沙发上，一个劲儿地朝天花板吐唾沫，而且几乎百发百中地吐在同一个地方。这家伙那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可把他气坏了。他用帽子打了他的前额一下，说：“你这头肥猪！你难道就没有什么好事可做！”

伊凡一跃而起，飞奔过来给他脱斗篷。

但愿愚蠢之神别让我们给这个鼻子附上一定的寓意，好几个评论家已经试图这样做了：那个鼻子起床后，穿上一身外交顾问的官服，到城里四处招摇，这在沙皇时代的俄罗斯社会并不是一个寓言，并不能反映人的境况。它只不过是一个鼻子而已，一个活生生的鼻子，上面还有点粉刺。

诚然，科瓦廖夫是个拈花惹草的浪荡公子，而我们这位挺受人尊敬的女士普拉斯科维娅·奥西波芙娜却是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她那位当理发匠的丈夫的生殖能力，所以，有的读者就有理由推测，那天一大早，这位丈夫从他妻子那柔软、温暖的面包深处抽出来的科瓦廖夫的鼻子，实际上是代指另一个生殖器官，想到这一层读者就乐了；或者甚至有人会注意到，在面包里发现异物被写得几乎就像是生下了一个意外的根本不想要的后代，一个怪物般的婴孩，这件事使得这位女士勃然大怒，而使她丈夫感到愧疚和恐惧。（最后，这可怜的理发匠兼“接生婆”提议，用一块布把它裹起来，扔出去算了，而那位烤面包的母亲却催促他，并声嘶力竭地责骂：“把这个鼻子从这儿弄出去，弄出去！随便你怎么处理，但是我不想让这东西在这里晃来荡去了，一分钟都不行！”）

这个故事开头的怪诞不仅表现在在面包里发现了鼻子，还突出表现在那位可怜的丈夫和用铁腕对他颐指气使的妻子之间那恐怖的关系上。每天早上，他必须在咖啡和面包之间做出选择，因为绝不允许，甚至连想都不许想“咖啡和面包都要，因为普拉斯科维娅·奥西波芙娜可不会纵容他随心所欲。”当他选择了面包，放弃咖啡的时候，普拉斯科维娅就自言自语：“就让这个老傻瓜吃面包吧……这样我就可以多喝一份咖啡了！”当那个鼻子从温暖的面包里生出来时，奥西波芙娜可不像她丈夫那样吓得目瞪口呆，她没有大吃一惊，而是看到那个白色的东西后勃然大怒。她丈夫在把那个鼻子从面包里抽出来之前，“小心翼翼地用餐刀……拨了拨，又用手指头……摸了摸”。夫妻之间礼节、尊敬和客气的那层薄薄的外壳破碎了，表现出的是恐怖的深渊和暴躁的仇恨。读者应该看一眼理发匠的妻子咒骂丈夫的那一堆恶语：禽兽、酒鬼、盗贼、傻瓜、不务正业的东西、臭烘烘的脏猪、傻瓜蛋。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一堆骂人的话不仅仅是咒骂，也是抱怨，把这位挺受人尊敬的女士和她丈夫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一点点，别看这位丈夫在早餐前为了体面起见，在他的长睡衣外面罩上了一件长衣。其中有些骂人话不一定指的是他当理发匠活儿干得不怎么样，听起来更像是指桑骂槐，骂这位可怜的男人日渐衰退的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