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关谈判：中国与世界的磨合（第2/6页）

在闭关锁国的年代里，是根本谈不上和世界真正磨合的，在七十年代中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的基金会一次又一次找中国驻联合国的相关代表，当时龙永图正在那儿工作。找中国人的用意很善良：希望中国能够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可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有一个重要的原则：绝不接受外国的援助。于是，龙永图们只好一次又一次谢绝人家。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城市变成平地，几十万人遇难、致残，这样空前的历史性灾难发生了，按国际惯例，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都伸出了援助之手，然而灾难中的中国，依然固执地对援助说了一连声的“不”，这件事在当时的世界上是被认为“不可理喻的”，可不按国际惯例出牌的中国，在极左思潮中是不管别人“理喻不理喻”的。

几年之后，中国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很快，1979年，中国政府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议，准备开始接受联合国的援助。于是，外经贸部一位副部长率领一个代表团来纽约，龙永图陪他见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署长，当时中国的那位副部长魏一民对这位署长说：我们中国准备考虑接受联合国的援助。

一瞬间，这位署长有些发蒙，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中国对他说“不”，于是当翻译之后，他转过身来问龙永图：“是这样的吗？”

龙永图肯定地说：“没错。”

多年以后，当龙永图率团和世界各国谈判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的问题时，1979年这个老故事不知是否还经常想起，他是否会在想起时感到一丝幸运：中国终于从接受别人的援助开始一步步向国际惯例慢慢靠近了。

和我聊天的是长春一汽的老总竺延峰，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少帅，采访中，我针对复关在即，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这一任或许正是中国汽车业经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分！”少帅神情凝重但又很自信地回答：市场不相信眼泪。

大人物的大决策

1999年11月15日，中国和美国终于结束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这一结果让很多人兴奋。事后兴奋的人们也慢慢得知，这场谈判几乎提前结束，但由于关键时刻，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打出了关键的政治牌，经济谈判中的难题终于被轻易化解，结局自然让人兴奋。

谈判中，中美双方的代表其实都授权有限，无论是美方的巴尔舍夫斯基、斯帕林，还是中方的石广生或龙永图，他们手中的底牌其实就那么几张，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双方直接谈判的人士其实都无法更改底牌。很显然，谈判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双方如果不能互相满足，那只有先告别然后各自走人。

关键时刻，双方领导人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大局观迅速作出决策，相信美方的代表和中方的石广生和龙永图们，都在谈判濒临破灭的边缘，得到了更新过的底牌，于是，谈判又柳暗花明。

谈判中，江主席对美国谈判代表团的接见和朱镕基总理的驾到，缓解了谈判的紧张气氛。与此同时，巴尔舍夫斯基一次又一次回美国驻华使馆和“老板”通话，甚至出现她在外经贸部女厕中和正在浴室里的克林顿通电话的局面。相信这一切都为谈判成功打下了最好的伏笔。

在回到美国之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斯帕林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无论克林顿还是江泽民，将来一定会为自己在这一生中作出这样重大的决定而感到骄傲的。”

虽然我是中国人，但我同意斯帕林的说法，因为这个决定中蕴藏着一种大局观和坚定的方向。我喜欢这种大局观和方向，对中国来说，它似乎显得更加珍贵和可爱。

谈　判

原本我对复关谈判是一无所知，怎样谈判我更无从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