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断想(代序)(第2/5页)

齐豫的这首《觉》,就是站在林觉民妻子的角度上,唱给林觉民听的歌。当然,真正聆听这首歌的只能是我们这些只记住林觉民却忘记了他妻子的人们。

“爱,不再开始,却只能停在开始,把缱绻了一时当作被爱了一世……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如今,当我寂寞那么真,我还是得相信,刹那即永恒。”

歌唱完了,听者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在这一个过去的世纪中,以革命的名义,一个又一个儿子、丈夫、父亲战死疆场或其他的什么地方,然后在各种典籍中,我们都一次又一次默念着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妻子、母亲又是怎样在人们的忽略中度过余生的呢?

那么远的事,我还是觉得没资格谈,我只是从一个儿子和丈夫的角度,替过去世纪中很多的母亲和妻子忧伤一下罢了。再大的苦难,都已经过去,那些妻子和母亲也大都追寻丈夫和儿子的踪影,到另一个世界团圆去了。因此今天的我们再给予怎样多的同情,都有点儿马后炮的意思,所以,写到这儿,也只能是愣了愣神,不过更多是为了以后的妻子和母亲。

关于母亲的话题本该结束,可是由于“革命”或叫“运动”在中国延续了很久,所以连我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都开始有权谈一件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和母亲有关的话题。

1978年,我从东北的海拉尔去遥远的内蒙古西部的集宁市为我的父亲开追悼会。

到了集宁市,很多母亲过去的同事见到我,表情都有些怪异,一口一个小萝卜头叫着,让我多少有些惊慌。

后来听母亲讲才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父母都被打成“内人党”,因此,我刚生下两个月,便开始随父母住进牛棚。每到晚上,我便啼哭不止,我在这边一哭,父母的牛棚难友们就在另外的一些屋子里哭,小萝卜头的称呼便由大人们脱口而出。

知道我有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同情地送给我一句:小时候够苦的。

我似乎不以为然,年幼无知时,经历的苦难再大都不该称其为苦,因为自己浑然不觉,甚至在记忆中连一些痕迹都没有。那时真正苦的应该是大人。

我一直在想,在那样年代的每一个牛棚里的晚上,当我不知趣的哭泣引起大人们落泪的时候,我母亲心中该是怎样的绝望呢?

而在中国,这样的母亲又有很多很多,事隔很久,她们还需要安慰吗?如果需要,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安慰她们呢?

新世纪的到来,把这一切记忆都悄悄地合上了,站在地平线上的人们,当然更多的时间,是把视线投向前方。

这绝不是一个可以忘记过去的崭新开始,甚至可以说,不好好回头,是不能走好前路的。对于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新闻人来说,没有资格谈论很久以前的事,刚才说的一些更久远的事,就当是童言无忌,因为在我的身上,真正可以动笔的记忆只能从1989年开始。

那一年,我从校园中走出,对于每一届毕业生来讲,这转变都意味着一种挑战和兴奋,但那一年,我们很多人没有。

这个国家正在经历震荡,短时间,没人看得清前方,于是,我们也只好在社会的大船上随之起起伏伏。

不管当时怎样年轻,可我的角色已经是新闻人;不管周围怎样乐观或绝望,这都不是一个可以独善其身的职业。于是,我不得不在这十年中,努力睁大眼睛,在痛苦与快乐交织的心情中,同这个国家一起朝前走。

记得很清楚,1989年春节刚过,我便急匆匆地从家中逃出来,跑回学校,和约好的大学同学共同花天酒地。那个时候,家是束缚,社会这个外面的世界才是我们演出的舞台,在家里多待一天,连呼吸都会觉得沉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