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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身体愈加衰弱。他已经一个星期没吃东西了,只喝水和橙汁,而橙汁也越喝越少,因为“太酸了”。我不时会在床上的便盆里发现一些深黄色的尿液。过去的七天,我一次都没有把他抱下过楼。他的愿望照样实现了,他看到了最后的一个春天。这几天,阳光一直暖暖地照着,白蜡树上的花蕾已经开始含苞。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弱,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绝食的缘故。这种情况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我估计,如果身体非常强壮,不吃东西也能维持几个星期。我上楼去看他的次数比以往多了,有时候我也会大吃一惊,因为他熟睡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死了一样。他经常把亨克找去,跟他聊天。昨天,我实在抑制不住好奇心,悄悄跟随亨克,上楼来到了楼梯的平台。

“你的死亡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范·沃德伦先生?”亨克开开心心地问。

“很好,”父亲回答,声音同样高兴,但比较平静。

之后,亨克肯定是拿起了枪,因为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讨论枪的用法。亨克问父亲用枪来打什么?老早以前用它来射野兔和野鸡;枪托冲击肩膀的力量重不重?不重,枪的后座力其实并没有什么;枪是否上了子弹?没有,当然没有;家里是否有子弹(“弹药”,父亲说。过了一会儿,他又更大声地说了声“弹药”!)?他把弹药存放在什么地方?放在门厅的柜子里,在卫生间的隔壁。怎么给枪装子弹?先把保险打开,弹开后放进两颗子弹,然后再关上就可以了。两颗子弹同时射出吗?不,发射两次,但弹壳还留在原处。那后面该怎么处理呢?开火之后得把它们取出来,或者把它们摇出来。我听到金属碰到木头的声音:枪放回了原处,也就是落地大摆钟的旁边,接着,安静了一阵子。

然后,父亲问:“你对赫尔默好吗?”

“好,”亨克说。

“他对你好吗?”

“很好,”亨克说。

父亲不再说什么,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悄悄地下楼了。

父亲跟我几乎没什么话说,只会问我生了几只小羊羔,问怎么没人来看他,问阿达到哪去了,问为什么他再也听不到牲口商的声音,还有特尼和罗纳尔怎么样了?也许营养不良真的已经开始侵蚀他的记忆了。

我没有给丽特回信,也没有给她打电话。亨克也没有回信。“她以为自己是谁啊?”他说。“她可以搬去和我的姐姐们一起住。”

亨克的卧室到处都是杂物,我好不容易来到壁橱前,挪开了好些东西才将橱门打开。纸板箱就在架子的最底层,箱子的顶部整齐地写着“荷兰语言和文学,阿姆斯特丹,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七年四月”的字样。我不记得自己写过这些字,我只记得亨克一下葬我就决然地把课本塞进了箱子。我将箱子抬起来,放到母亲的梳妆台上,找到了洛德韦克的《荷兰文学史》,将第一部(“从开始到一八八零年左右”)放在一边,拿起第二部(“从一八八零年左右至今”),在亨克的床上坐下来。我听到父亲轻轻的鼾声,现在,他连打呼噜都使不上多少力气了。由于我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我要寻找的东西,便把整本书匆匆翻了一遍。戈特、利奥波德、葆莱美、尼基霍夫、阿赫特贝格、沃伦和弗罗曼。我失去了耐心,只是去读关键的或快到关键的那些字句(洪水淹没了土地,温热的水与血,我没有父亲,深陷在泥里),然后很快翻过一页。我注意到自己试图回忆起在阿姆斯特丹的几个月里见过的一些人——同时我又听到黑海番鸭的叫声。最后,在五百三十一页,我看到了一首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渴望与追求

在床上或在思绪中

当我闭上双眸

为什么总是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