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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图画、照片和绣品逐一从筐里拿出来，开始往墙上挂。“你不是觉得圣尼古拉斯节很有意思吗？”我答道。“我们可以把房间也弄得有意思一点。”

“你在楼下干什么？”

“我干的事可多了。”我回答。我先把照片挂到绵羊图的四周。不过很快，我就不得不动用其他的几面墙壁。要挂起来的有镶嵌在镜框里的照片，照片有母亲和亨克的，也有荣获了冠军称号、戴着玫瑰花结的乳牛，还有祖父母和我的；还有我们出生（是两个而不是一个）时和父母亲举行婚礼时的绣品；还有一组由六幅蘑菇水彩画构成的系列真迹图。

“你这是干什么？”

“这样，你躺在这里就有东西可以看了。”我回答。

所有的东西都挂上了墙，我凑到近处，仔细地审视那些照片。其中的一张是母亲坐在扶手椅里的照片。她坐在椅子上，摆出一副上流社会贵妇人的坐姿，双手十指交错，尊贵地放在大腿上，两腿矜持地并拢且稍微侧向一边——这姿势让她的上半身稍有点倾斜。母亲的眼睛看着摄影师，可那神情根本不适合她，带一点自傲，又似在勾引人，而稍稍向一边侧转的双腿让这种感觉更加明显。我把这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放进土豆筐里；除了钉子和锤子，筐里已空无一物。

“不要把你母亲的照片拿走，”父亲说。

“不行，”我说。“我要把它放回到楼下去。”

“家里还有柑橘吗？”

“你想吃柑橘吗？”

“想吃。”

我展开相框背后的撑架，把母亲的照片摆放在壁炉台上。接着，我到炊具室拿了两只柑橘，送到楼上。我把柑橘放在父亲的床头柜上，然后走到窗口。冠鸦依然在白蜡树上：从这里望出去，我刚好与它四目相对。

“那只冠鸦是不是盯着你看？”我问道。

“不是，”父亲回答。“它是朝下面看。”

突然间，我想起了一个东西，这东西本来早就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我跑下楼，冲进厨房。就在橱柜旁边的那个墙角落里，放着一杆枪，那是父亲的猎枪。我拿起了猎枪。我不知道枪膛里有没有子弹，也没有查看一下。端着猎枪的感觉有点奇怪。老早以前，是大人不允许我们动它，到后来，是我自己不想去碰它了。我把枪拿到楼上，靠着落地式大摆钟的一侧放好。父亲已经睡着了。他仰躺在床上，脑袋耷拉着歪向一边，口水从嘴角流到枕头上，拖出一条细长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