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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个奇丑无比的女人。不认识她的人也许会觉得，壁炉台上的那张照片可笑至极：一个颧骨突出、眼睛鼓凸的农场主的老婆，好不容易算是把头发打理了一下，还竭力装出一副高贵端庄的姿态。当然，我是不会拿这张相片取笑的，因为那上面是我的母亲。不过有时候，我也会纳闷，为什么父亲——醒着的时候，他无疑会躺在床上望着老照片里自己年轻时英俊的模样——竟然会娶母亲为妻。或者，换一种说法，我端详着母亲的照片，想到躺在楼上的那个男人，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竟然嫁给了他。

现在，黑色大理石壁炉台上的物品已所剩无几：一个青铜蜡烛架，上面插着一根白色的蜡烛；一个旧铅笔盒，上面贴着一张白色斑纹奶牛画。别的小玩意儿以及其他的一些没用的东西，都被我一股脑儿收进了亨克卧室的一只箱子里。亨克的房间成了贮藏室，他的床从没让客人用过，而现在，各种各样的物品把床团团围住，那些物品都是他见到过、他认识的。如今，亨克的卧室成了一个旧日物品的汇集点，而就在这个房间的隔壁卧室里，还躺着一个还在继续呼吸的老古董。继续呼吸，继续唠叨。就在此时此刻，我还能听到他在嘟嘟哝哝小声嘀咕。他是在与那只冠鸦聊天吗？在跟墙上的照片还是那六幅水彩画上的蘑菇讲话呢？

我和亨克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我比他早出生几分钟。起初，大人们断定我们活不到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只有母亲始终坚信我们能够活下去。“女人就该生双胞胎，”据说，这是母亲第一次把我们抱在怀里给我们喂奶时说的话。不过，我不相信：这一类的说法总是从发生过的许多事、说过的许多话中被提炼出来，最终成了唯一留存下来的那一句话。其实，当时一定还说过许多其他的话，而这一句很可能是由父亲或医生说过的某一句话演变而来的。也许，母亲根本就没有说过什么。

我似乎记得一些我根本不可能记得的情景。从下往上，我看到母亲的脸庞出现在一个柔软、漂亮、高挺的隆起物之上。我看到她的下巴，记忆特别清晰的是，我还看到她微微鼓凸的双眼，她的眼睛并不是看着我，而是望着远处的某个地方，并非某个具体、特定的地方：田野，或许堤坝。那是夏天，记得我自己的脚还碰到了别人的小脚丫子。母亲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但她的眼睛似乎能洞悉一切；父亲是个不停地说话的人，可他几乎什么都看不到。只要他一路经过，总能听到他在大呼小叫。

有人在敲窗户。特尼和罗纳尔站在前院里，一边大呼小叫一边打着手势。我向门口走去。

“赫尔默！驴子跑出来啦！”罗纳尔说。他的口气似乎在告诉我，他巴不得驴子天天都跑出来。

“它们还在院子里呢，”特尼说。他的口气似乎在告诉我，他也听出来了，他的弟弟其实巴不得驴子天天都跑出来。

他们抢在我的前面，飞奔着绕过了房屋的拐角。“慢一点！”我在后面喊。

驴棚的门半开着，两只驴子就在门前的几棵树之间，离驴棚门大约五码远。平常用来带门的那根绳子现在挂在水泥柱子上，随风晃荡着。我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行啦，”我说。“你们最好还是把驴子赶回去。”

“你说的是谁？”罗纳尔问道。

“你说我说的是谁呢？还不就是你们俩。”

“为什么是我们俩？”

“原因嘛。”

现在，驴子跑出了驴棚，特尼和罗纳尔就害怕了，不敢碰它们了。这倒有点像水龙头：小时候，你拧开了水龙头，过后却不知怎样关紧它，看到那么多的水从龙头里喷涌而出，你就会感到紧张害怕，这时的水龙头在你的眼里就成了庞然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