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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泥铲走以后，学校恢复上课。指骨镇有一所初中，高大的校舍用红砖砌成。学校以威廉·亨利·哈里森的名字命名，坐落在一大片高低不平的水泥地上，三边围以钢丝网眼栅栏，目的大概是为了截住随风吹来的纸袋和糖纸。教学楼是一栋四方、对称的建筑，窗户很高，必须用长竿来开合。我们在那里做复杂的乘除运算，用粗黑的铅笔在软趴趴的横格簿纸上写功课。露西尔比我低一级，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只有在自修室和午饭时。那时，我们站在一旁，抱着两肋，回头张望。因为沉默安静，所以人们认为我们温顺听话，我们的成绩既不出众也不落后，所以没人管我们。连续数小时的乏味时光，因偶尔小小的出丑而有所调剂，例如，碰上检查手指甲是否干净。有一次，我被点到站起，背诵诗歌《我死时，听到一只苍蝇嗡嗡叫》。我强忍对学校发自肺腑的厌恶，学会置之不理。那是一种无法纾解的不适，好像断肢发痒一样。在外祖母生前的最后一年，我获得年级考勤奖，若不是露西尔的主意，我也许从来不会想到不去上学。可一天上午，有人报告露西尔在历史测验中偷看前座的人。第二天是星期六，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她由于一系列症状而留在家中，这些症状并未引起西尔维的担忧，因为既无发烧，也没有出现食欲不振。缺课三天以上，学校要求出示医生的假条。可露西尔不愿看医生，而且似乎也没真正病到需要看医生，西尔维在给校长的假条中这么解释。“瞧这个。”露西尔说。我们一同走路去学校，露西尔带着西尔维的假条。那是一张饰有花卉图案的信纸，对折了两次。西尔维用流转的字迹在纸上写道，“请原谅露西尔的缺课。她手腕疼，膝盖疼，耳鸣，舌头溃疡，头晕，胃痛，视觉有重影，但没发烧，也没食欲不振。我未叫医生，因为每到上午九点半或十点，她似乎又一切无恙。”

“我们得让她再写张假条才行，”我说，“就说你把这张弄丢了。”露西尔把纸条揉成一个小球，扔在一棵树后。

“假如他们打电话给她怎么办？”

“她从不接电话。”

“那么，他们可能会派人去找她。”

“我相信他们不会。”

“万一他们去了怎么办？”

前景堪忧。西尔维完全不知历史测验的事，我们也没有机会向她解释。露西尔对功课毫不在乎，根本不会因此而作弊，只是倒霉的厄运害她在一念之间写了西蒙·玻利瓦尔，她前面的女孩也写了西蒙·玻利瓦尔，可答案分明是桑塔·安纳将军。这是她们俩唯一出错的地方，所以两人的卷子变成一模一样。露西尔惊讶地发现，老师如此轻易地认定了她的罪状，如此不为所动地信以为真，把她叫到全班人面前，要求她说明卷子为何会一模一样。教露西尔苦恼的是这打破了她的默默无闻。只要一想到学校，她的耳朵就变红。现在，有可能，西尔维会给叫去学校，整件事将再回顾一遍，露西尔将再度受到指控，这次不仅涉及作弊，还有撒谎和旷课。

“我不去学校了。”她说。

“你要怎么和西尔维讲？”

“我不一定回家。”

“你要去哪里？”

“去湖边。”

“那儿很冷。”

露西尔耸耸肩。

“我也去。”我说。

露西尔说：“那我们俩都会有麻烦。”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似乎出奇地熟悉和自在，我们往回走到铁路旁，沿着轨道朝湖走去。我们期待有人从兔棚后、树后或晾晒的床单后走出来，盘问我们，可一个人也没有。

那个星期，我们每天都在湖边度过。起先，我们试图决定怎么让自己重返学校——这已不再只是露西尔一个人的困境。要给我们两人编造理由，这个问题难倒了我们，到第三天后，理论上，我们俩都需要医生的假条，我们决定，别无选择，只有等到给逮住为止。我们觉得自己仿佛被残酷地从一个不想待的地方给赶了出来，我们不能主动回去，却必须等着有人迫令我们回去。当然，姨妈西尔维对我们的旷课一无所知，所以还要面对她这一关。整件事可怕得教人不敢想下去，各方面的情况随着每一天的流逝而渐趋棘手，最后，我们开始在其中觅得一种令人晕眩又心情沉重的乐趣。在寒冷、沉闷、内疚、孤独和恐惧的联合作用下，我们的感官变得异常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