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问答（第2/4页）

（客人）您肯定既有的侦探小说，范本当然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拿出排行榜上前十名的作品就行了。然而木木先生设想的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并没有现成范本。您要他拿出那样的东西，岂不是不公平吗？

（主人）所以我不想深入追究这一点，但是抽象理论说服不了我，我必须看具体的作品。前阵子我也问过木木，外国文学里有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当成范本的即成作品？结果他还是只说得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或类似的作品。以文学标准来看，《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很伟大；但以侦探小说的标准来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它们不是着重解谜逻辑之类的东西。所以这类特征的作品，没办法成为新侦探小说的范本。

（客人）话说回来，您刚才本来要详细介绍游戏论的，那么谈谈游戏论如何？

（主人）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本性难移。我刚开始写侦探小说没多久，当时的无产阶级作家前田河广一郎[207]氏在大正十二三年左右的《新潮》上发表了两篇短文《究明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心理》。主旨是侦探小说是拥护资产阶级的小说，作家应多创作反资本主义式的侦探小说。我在《新青年》上反驳了这个说法，我说侦探小说是“理性的游戏”，所以并非有资本主义或无产阶级的立场。依作家的性格，要写出赞同或反对资本主义的作品也不是不可能，但那与侦探小说的本质无关。更久之后，我发表了一则短篇《烟虫》，结果这次受到了左翼人士的赞赏，但那也只是巧合，选择以军人为主角只因其适合描写一个怪现象，我从未刻意在我的作品中突出反军国主义。

（客人）我觉得您有些偏离主题了。

（主人）游戏论，是吧？我刚才的话其实也涉及一二，很早以前，我骨子里就是个侦探小说游戏论者。文学是放眼人生、寻找真实，描写人类世界种种悲欢离合，或谈论神与恶魔的一种艺术形式。侦探小说当然无法避开这类要素，但中心主旨却全然不同，是将人为制造的谜团——最为不可思议的谜团——甚至看似不可能的谜团以逻辑加以清晰化，以获得解谜乐趣为目的的小说。这个谜团可以是人生之谜，但人生之谜自古以来便是哲学与文学的中心课题，没必要连它也都放在侦探小说里，而且人生之谜也不可能靠一本书就解得开，这与侦探小说的趣味不同。换言之，试图解决与人生相关谜团的小说是纯文学，解开与人生无关的人为制造的谜团的小说是侦探小说，也就是游戏文学。

（客人）在侦探小说中，解开杀人命案之谜不也与人生有关吗？

（主人）不能这么说。我现在谈的不是这么浅显的层次，而是更高的层次。你要知道，侦探小说的根本乐趣在于虚构。虽然必须写得煞有介事，但那不可能是真正的现实。我认为“虚构的现实”必须和一般意义的现实分开。如果要彻底追求一般意义的现实，侦探小说根本的虚构乐趣就消失了。我认为，一般意义的现实主义与侦探小说无法并存。我会说侦探小说与犯罪实录截然不同，也是这个原因。

（客人）可也不能说它是游戏，就成不了文学吧。不光是文学，所有的艺术都是源自原始人的游戏吧？文学现在已经有了框架，人们不再说它是游戏，但追根究底，它原本也是游戏。不必追溯到原始时代，说简单点儿，不管是西鹤还是近松[208]，他们都不是为了阐明人生而写，而是为了游戏而写，但比起当时探讨人生的儒学，他们现在得到的评价更高。因此侦探小说现在虽然是一种游戏，也许有一天也会成为文学吧。

（主人）那真是我最大的愿望。但不能急躁地朝文学靠拢，如此反而会让侦探小说走向灭亡。如果选择了单纯模仿现今的文学，无论如何侦探小说的根本趣味都会在无意中被淡化。你刚才举西鹤和近松为例，但他们认为自己是戏作[209]的作者，有时候甚至羞于在作品上署名。因为当时儒学者将浮世草子及歌舞伎当成妇孺的娱乐，弃若敝屣。有时候侦探小说的作者也会引以为耻，但即使它是魔术文学，一样由人类创造，总会有人性的成分深藏其中。有时候间接的东西反而比直接的更能打动人心。如果纯粹侦探小说能够成为文学，目前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可那并非刻意为之就能成功的，这关乎作者的个性，是一条极为狭隘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