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履历表（第2/6页）

父亲在第一份工作——担任三重县名张町郡政府的书记——时娶了母亲，明治二十七年，我在当地出生。搬到名古屋市时我虚岁四岁，而父亲破产时我虚岁十九，是中学毕业那一年。过去我过着衣食无缺的富裕生活，祖母也还健在，我小时候是她带大的，娇生惯养的我真应了那句话，在家一条龙，出外一条虫。

听说我两三岁的时候话非常多，很善于模仿，但随着年龄渐长，懂事的我竟不再饶舌了，越来越喜欢独处幻想的我沉默了下来。我时常于黄昏时分一边走在镇里的街道上，一边大声说出自己的幻想。我不喜欢与人对话，打小就喜欢独自任思绪天马行空。说好听些是喜好思考，说难听点儿就是热衷妄想。长大成人以后，这个习惯仍旧没有变。

我是祖母带大的，从小就被惯坏了，又是家中的小霸王，所以进小学以后，第一次接触到生人时，竟成了胆小鬼一个。只敢独自戳在校园角落的樱花树下，愣愣地看着大家奔跑玩耍。但我算是悟性高的了，在当时的寻常小学四年期间，不是担任班长就是副班长。

依当时的规定，念完寻常小学校后，还要再念两年高等小学，然后才能参加中学入学考试。进入高等小学以后，有霸道的同学欺负我，让我在心灵和肉体上都痛苦不堪，痛恨起上学来。上了中学以后，我同样又遭到同学的欺负，学校于我形同地狱。其实也不是对方不好，我想我天生就是个“招人欺负的孩子”，因此我嫌恶社会生活、喜爱独自胡思乱想的毛病更是变本加厉了。中学时代，我经常装病请假，实际上我也的确是个体质孱弱的孩子。中学五年我出席的课时大概只有规定的一半，成绩也因此落到中游。当然我也不参加运动，是个既不会玩单杠也不会跳木马的病恹恹的小鬼。体育是我最痛恨的课程，尤其是器械体操和赛跑，最叫我头皮发麻。

就这样，我不是因为课业本身，而是出于完全不相干的原因厌恶起学校来，结果我的学业也越来越糟糕了。我上的是名古屋市南伊势町的白川寻常小学，然后进入附近的市立第三高等小学，我是爱知县立第五中学（后来改称为热田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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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破产后去了朝鲜，无所事事的我也就陪着一起去了，在马山住了一阵。由于我不愿意只念到中学就放弃学业，便请求父亲让我继续升学，说即使不资助我学费也可以，我会自力更生半工半读，然后只身去了东京。以一个懦弱受欺负的孩子来说，这真是令人讶异的勇敢决定，原来我的血管里也流着这种爱好冒险的血液。父亲的破产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打击，反倒是激起我对半工半读方式的极大兴趣。

明治四十五年（大正元年）夏天，我通过早稻田大学的预科插班考试入了学，在大学部选了政治经济系，主修经济学。至于打工，一开始我在汤岛天神町的一家小印刷厂打杂，接着当抄写员，不久后认识了同乡的政治家川崎克先生（前厚生大臣川崎秀二的父亲），帮忙编辑川崎先生出版的政治杂志，接着寄居在先生家。在先生的介绍下，我进入东京市立图书馆当管理员，又担任证券从业者家的英语家教。

如此这般，我几乎没有体验到所谓学生生活的乐趣，学生时代就这么过去了。我没有零用钱，所以在图书馆看书成了我唯一的乐趣。除了大学图书馆以外，我也经常去上野、日比谷、大桥等地的图书馆。我不太常去上课，经济学之类的书也是在图书馆看的。我等于是“图书馆毕业生”。除了专业书籍以外，那阵子我沉迷在爱伦·坡及柯南·道尔等人的英文侦探小说中。

少年时代我读完了黑岩泪香的全部作品，其作品情节老套，风格颇似加博里奥[3]、柯林斯[4]等人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之不太能令我满足。相较之下，爱伦·坡、柯南·道尔、切斯特顿[5]的短篇就像浓缩了谜团与推理的精华，没有多余的杂质，让我耳目一新，自此爱上了他们。此外，爱伦·坡的《金甲虫》（The Gold Bug）、《暗号论》（Cryptography）等作品引发了我对西方暗号的兴趣，甚至在图书馆查遍了有关暗号史的书籍。当时积累的知识，成了日后我处女作《两分铜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