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恩美的中国情结

家是千好万好的，尤其是节日前的家。谭恩美（AmyTan）在感恩节前夕匆匆结束了旅途，踏进这座在旧金山的冬日尤其显得温暖的家。自一九八七年《喜福会》出版之后，她总是颠沛在旅途上，按出版者和经纪者的要求为她的新作巡回介绍，与读者见面。这次还是如愿在感恩节同丈夫、母亲、弟弟，以及亲近的朋友们在自己的家团聚了。节前的时间仅够她对环境做最后的装点和准备食品、饮料。有十几位客人要来。这座维多利亚式的房子不久前完成了内部装饰：浅棕色或暗橙色的墙壁，似乎都是金色的色调。那色调让进入此地的人都感到了女主人在她每部作品中体现的热情与浪漫，和一层隐隐的躁动不安。

看着自己的母亲、丈夫和弟弟一家同坐在一张餐桌上，谭恩美的童年、少年和成年都在这里了。她是一个出生在奥克兰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孩子之一。同那些孩子一样，她也一度有过无所归属的痛苦。童年的恩美（大家叫Amy）她时而想：“不知怎么回事我生在一个错误的家庭里了。我大概误入歧途，跑到这个中国人的家里来了。”美国社会被称为“大溶器”（Melting），对各民族文化的溶解之迅速和彻底使恩美选择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吃汉堡包和苹果派，企图使我们的中国特征消失。好像有这些不同特征是一种耻辱。那是一种自我憎恶。”也像其他落生在美国的中国女孩一样，她也对自己的东方形象感到疑虑，似乎这是她被这块国土接受的一个致命障碍。在她那些不成熟的年岁中，她甚至想到去做整容手术，使自己成为美国芸芸众生中不可区分的一员。每个少年人都害怕与群体中的少数站在一起；年轻时代的恩美，作为一个有文学潜质和异常敏感的女孩，更是加倍体验了这种青春期心理特征。

她后来把她与母亲的冲突变成了《喜福会》和《灶王爷的妻子》两部成功小说的情感焦点。母亲此时穿着女儿为她设计的黑丝绒外套和裙子，正安享这餐合家团聚的感恩节晚餐。她曾经那么执著地要将恩美培养成她心目中的成功者：一个神经外科大夫，或一个钢琴独奏家。而恩美从小就想成为一个作家，在八岁时获得了作文竞赛大奖，此后便不断地为自己或朋友编写各种童话故事。母亲竭力用中国传统影响女儿，而女儿却渴望走出唐人街，走出母亲心目中的中国模式。在恩美十五岁那年，她那位工程师的父亲逝世了。不久，哥哥也被同样的脑瘤夺走生命。那是母亲和恩美最黯淡的年月。为了摆脱病魔在这个家庭中的继续纠缠，母亲带着恩美和弟弟远走瑞典。此后恩美和母亲在意愿和志向上的矛盾愈来愈外化了，有一次母女俩竟有整六个月中断了对话。恩美成了作家后对人说：“那时我母亲已确信她没有我这个女儿了，我也确信我跟她两不相干。”

充满文化矛盾的母女关系造成了那样一种独特的爱：爱有多深痛苦就有多深。一个情结形成了。恩美后来在《喜福会》和《灶王爷的妻子》两部长篇小说中，都是围绕母亲和女儿的冲突，给此情结以最形象的注解。她以第一部书中的四对母女，第二部书中的一对母女来象征一种新生体从母体剥离，又在另一高度上和另一层认识中回归母体的过程。后者，已不完全是同一母体，而是一个人情感的祖国。一九八六年，当恩美和丈夫路第一次回到中国时，她感到自己人格的完善。“当我的脚触到中国的土地时，我顿时变成了中国人。我知道自己从来不完全是个中国人，我却总是感到那种联系，而一刹那我有一种完整的感受。就像拥有父亲和母亲，我拥有中国和美国，因此一切都归于完整了。”

她在这次旅行中找到了和母亲失散了三十多年的两个姐姐，她们是母亲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因此那个“完整”，也具有实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