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为繁华而鸣王安石（第2/3页）

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不久重返宰相之位，继续进行变法。两年后，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即位，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所有新法被废除，“熙宁变法”宣告彻底失败。

新法被废除的消息传来时，王安石正闲居在江宁府，当他听说连免役法也被废除时，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郁郁而终。

一千多年后，林语堂评价王安石时说：

此等上应天命的人，无一不动人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已而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于虚无缥渺之中。

——《苏东坡传》

丧钟为繁华而鸣

王安石曾在他的《孤桐》诗中写道：“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这也是他人格的写照。他固执得近乎偏执的性格，固然不是陶陶然醉心于中庸之道的士大夫们所欣赏的，但是，这种不合流俗，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倔强性格和人生态度，也许正是这个过于早熟以至于变得功利油滑的民族最缺乏的。即使到了晚年，两次罢相，变法的希望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时，他仍然激励自己“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更是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重返政坛，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正所谓“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安石知道，自己对于大宋的朝廷，对于这个繁华的社会，已经成了过去式。虽然他口头上极不愿意承认，但是现实却一次次无情地告诉他：他的强国梦，已经破灭了。

在一个深秋的傍晚，词人登上了六朝古都——金陵（今南京）的一座高楼。秋高气爽，繁花似锦，在盛世的秋风吹拂下，帝国的子民们都沉浸在这超越了大唐帝国的富庶和繁盛之中，除了这位孤独而忧虑的词人：

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在婉约宋词的一片莺莺燕燕之中，词人如诗人一样登上高楼，立足之高，胸襟之广，吟咏花间者无法望其项背。词人极目望远：多美的一片大好河山！晚秋的江南，虽没有二月的枝头红杏，没有三月的草长莺飞，但却有另一番雄浑而不失妩媚的境界：秦淮河柔波漫步，如一条白练蜿蜒而去，两岸黛青的山峰负势竞上，直指高远的蓝天。江上征帆点点，岸边酒旗飘飘，在江南暖风的熏醉下，人人脸上都带着满足的笑容，在娱乐至死的引领下，每个人都在忙碌地享受着这史上从未有过的繁华富庶。王勃所说的“闾阎仆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也不过如此吧？画舫在江中游弋，星辰在江中映出倒影，白鹭从水中展翅飞起，如此的美景，如此的繁盛，即使用图画，也无法道其万一！

可是，词人并不是盛世的吹鼓手，也不是和谐的唱诗班，而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政治家，一个孤独的沉思者。是那个在别人家庆祝孩子出生的宴会上，据实说出“这孩子今后是要死”的话的宾客。这样的宾客，在送出一片廉价祝福的宾客们看来，是愚蠢不识时务的；在满怀欣喜接受祝贺的主人看来，是可恼而煞风景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正因为他的“煞风景”，这风景才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价值，才被赋予了不同于流俗的厚重。

于是，这一片深秋的美景，被词人想起的六朝兴衰的故事“煞”了。那些王朝们，那些皇帝们，哪个不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哪朝哪代又不曾有过这样的富庶和兴旺？江南从来形胜，钱塘自古繁华。一个朝代的兴起，往往就是另一个朝代的覆灭，这频繁的兴衰如流水一样，从未间断。而那些刚上台的雄心勃勃的帝王们，哪一个又不是期望自己的帝国能传之万世而不朽？可是，没有多久，他们也和自己的前任一样，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衰亡之路。陈朝的末代皇帝陈叔宝直到隋朝大将韩擒虎已经兵临城下，还在和宠妃张丽华在楼头欣赏曼舞轻歌，咏唱着《玉树后庭花》的亡国之音，还在富庶繁华中做着万世为王的梦。而用金戈铁马一统天下的隋朝，不也是在短短的三十七年之后就烟消云散了吗？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曾经的功业已经如折戟沉沙，无人再去理会，而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宋王朝这辆庞大的战车，正在循着前朝走向衰亡的轨迹，义无反顾地走向深渊。沉湎酒色的世风，缺乏大志的君王，醉生梦死的臣子，享乐至上的民众，都是坐在这车上不断扬鞭的驭手，却不知末日已在眼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是君主和大臣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可惜，真正理解这话的人，实在太少。“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不是普通的警告，而是一声丧钟。这丧钟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极不和谐地敲响，如巴比伦夜宴中神秘之手写在墙上的字，预言了王国覆灭之日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