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3/24页）

显然齐奥塞斯库在他的办公室里安装了一个扩音器，能够听到会议厅传来的发言。这是党的总书记第一次没有出席这样的会议。那天早晨，少先队员们站在大厅门口，准备为他欢呼并献上鲜花，结果仪式突然被取消了。

总统在最后时刻决定不参加作家会议的举措是明智的（很明显，国家安全局已经向他通报了与会代表的情绪）。在代读总统的长篇讲话时，总理德斯克列斯库惊恐地发现，那些傲慢的作家们纷纷离开大厅到走廊上抽烟或是到餐台上拿东西吃，那上面摆着一般人根本看不到的美味。“真的热狗！”我的一个朋友高兴地惊呼着。“真的热狗！它们吃上去就像真的热狗，一点都不像商店里买的那些假热狗那么难吃。热狗，热狗，难以想象，真是太棒了，现在这个时候！”我贪婪的朋友高兴得忘乎所以了，根本没有想到很快他不仅被剥夺了享用热狗的快乐，而且也将被剥夺自己的生命，他那曾经快乐或不快乐的生命。

作家们的愤怒情绪已经酝酿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但这只是造成那种会议气氛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这是那个时期东欧最激烈的反共示威），还有一个原因是与会代表的构成。这一次的代表是通过秘密投票选出的，结果那些民族主义派系的官方作家，那些受到当权者青睐的作家都未能出席。权威部门对此深感不满，紧接着出台了一系列报复手段：他们加强了审查制度，削减了资金，减少了刊物的发行量，使作家联合会处于瘫痪状态，禁止一切与外国人的接触，加紧了对“不听话”作家的迫害。

我的那次与文学评论家的谈话是在会议结束之后不久进行的，但谈话内容直到六个月后才刊登出来。（本文后面附有那次谈话的文字稿。）刊登那次谈话的是《家庭》，一本在远离首都的奥雷迪亚限量发行的优秀文学刊物。在地方上发表一篇相对正常的文章似乎要容易些，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由于与之相邻的匈牙利拥有较为宽松的新闻自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那里的审查制度。访谈内容以及访谈者的名字立刻引起了当权者的勃然大怒，他们发动了一场造谣中伤的运动，表面上是针对访谈的内容，但实际上却是要攻击访谈者。这种避开令人不快的观点把矛头对准表达观点的人的做法，实在是一种万无一失的辩论技巧。

那个官方民族主义派系的文学专栏作家写道，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作者的名字。”对于这个评论家来说，他这点虚伪的谦虚真够奇怪的，他在1969年至1973年期间（在被我称为“杀手队”的队伍形成之前）的很多文章中曾提到我的名字，并把我列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虽然那时我只出版了两本书。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在那场造谣中伤运动的早期，官方诗人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利用我写的“一个新的马雅可夫斯基，一个新的亚历山德鲁·托马”大泄私愤，他写道：“一直到目前为止，诺曼·马内阿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他的作品也一样。”多年之后，一个和布加勒斯特文学圈关系密切的作家告诉我，那个“宫廷诗人”至少对我的一部小说非常熟悉，他在里面对号入座地认出了一个让人非常讨厌的小角色，和他确实非常相像。

那场运动对我进行了多方面的抨击：“假开明”、“局外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不同的语言和信仰”、“反党”。他们匆匆捏造出这些自相矛盾的罪名，没有人能够阻止或者抗议这个国家的第一机构支持和资助这些残暴的笔伐。

我和国家安全局那位官员的谈话持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话题始终没有改变。

“如果您还在生气，这说明他们达到了目的。”在这场猫鼠之战中，我年轻的对手一直穷追不舍，已经从扣子插曲进入了热烈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