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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体地表示歉意,起身要走。那一刻我很怕她锁门时把钥匙藏在了衣兜里,只有在我回答了全部问题之后,才让我出去。但是钥匙就插在钥匙孔里。我走出卫生间时,听到她在我身后关切地说:

“也许跟你做这个谈话有些为时过早。记住,一旦你认为自己准备好了,就一刻也不要犹豫,来跟我说。我相信,范妮娅,你可怜的妈妈,非常想让你我之间继续保持深深的联系。”

我逃之夭夭。

耶路撒冷三四个著名的自由党人士和我爸爸坐在一起,他们偕夫人预先在咖啡馆会面,一起来到这里,像一个小型代表团,向我们表达哀悼之情。他们事先定好,试图用谈论政治来转移父亲的注意力,当时议会正要就本—古里安总理与西德总理艾德诺签署的赔偿协议展开辩论,自由党把协议当成令国家蒙受耻辱的恶劣行为,是对纪念遭纳粹残害的牺牲者这一举动的玷污,是年轻的国家在良心深处无法驱除的污点。我们的一些慰问者认为,我们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摧毁这一协议,甚至是流血。

我爸爸几乎无法加入谈话,只是点几次头,但我却鼓起勇气,向这些耶路撒冷的显赫人物说了几句话,以此祛除卫生间谈话之后产生的痛苦。莉莉亚阿姨的话让我觉得非常刺耳,犹如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每当我想起卫生间里的那次谈话,脸都会不由自主地抽搐。直到今天,我想起它时,那感觉就像咬到了烂水果。

而后,自由党领袖怀着对赔偿协定的义愤,到另一个房间去向亚历山大爷爷表示慰问。我跟着他们过去,因为我想继续参加讨论突然而巧妙的行动计划,旨在挫败与屠杀我们的刽子手们签订什么讨厌的协议,最终推翻本—古里安的红色政权。我之所以陪伴他们,还有另一个原因:莉莉亚阿姨已经从卫生间赶到此处,指导我爸爸吃下她带来的疗效甚佳的镇静药,那对他有好处。爸爸拉着脸拒绝了。这次他甚至忘记要向她致谢。

托伦夫妇来了,伦伯格夫妇、罗森多夫夫妇和巴—伊兹哈尔夫妇,以及儿童王国的杰茨尔和伊莎贝拉·纳哈里埃里来了,还有凯里姆亚伯拉罕区的其他老熟人和邻居们也来了,警察局长杜戴克伯伯和他那可人的太太托西娅来了,普费弗曼与报刊部的工作人员、国家图书馆所有部门的图书管理员来了。斯塔施克和玛拉·鲁德尼基来了,还有各类学者、书商,以及父亲在特拉维夫的出版商约书亚·查持克,甚至爸爸的伯父克劳斯纳教授也在某天晚上光临,非常苦恼动容,他默默地把一个老年人的泪水洒在爸爸肩头,悄声说些正式的悼词。我们在咖啡馆里的熟人们来了,还有耶路撒冷的作家们,耶胡达·亚阿里、舒拉加·卡德里、多夫·吉姆西,还有伊扎克·申哈尔、哈尔金教授和夫人、伊斯兰教史专家本内特教授,以及研究犹太人在基督教西班牙历史的专家伊扎克(·弗里兹)·贝尔教授。正在高校天空中冉冉升起的新星,三四位年轻讲师也来了。我在塔赫凯莫尼学校的两个老师来了,还有我的同学,以及克洛赫玛尔夫妇,托西娅和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修理破玩具与娃娃的人,他们的小店被重新命名为玩偶医院。杰尔塔和雅考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来了,他们的长子约尼在“独立战争”结束之际死于约旦狙击手的枪弹之下。几年前一个安息日的早晨,约尼正在院子里玩耍,狙击手的子弹打中了他的脑门,那时他的父母正和我们一起喝茶吃蛋糕。救护车在我们的街道上呼啸奔驰,前去把他救起,几分钟后又开回来,响起凄厉的笛声驶往医院,当妈妈听到救护车的笛声时,她说,我们花时间制订计划,然而有人躲在暗处嘲笑我们,嘲笑我们的计划。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说,正确,生活就是那样,然而人们永远制订计划,否则将无限绝望。十分钟后,一个邻居赶来,轻轻把阿布拉姆斯基夫妇叫到院子里,只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们一些情况,他们急忙随他而去,杰尔塔阿姨把装有钱包和报纸的手提包忘了。第二天我们去看望他们,并表示哀悼,爸爸拥抱过她和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后,默默地把手提包递给她。现在他们泪流满面,拥抱我和爸爸,但是他们没给我们带手提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