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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小心翼翼，对所看见的一切表示钦佩，流露出彬彬有礼的兴趣，问些问题（“庄稼长得怎么样？”“牲畜养得好吗？”），一再重复他的钦佩。他没有卖弄自己的学识把他们压倒，也没有使用双关语，他控制住了自己，也许他怕伤害我。

但是夜幕即将降临之际，父亲的情绪低落下来，仿佛妙语突然用尽，趣闻轶事之泉已经枯干。他问是否可以一起坐到文化馆后面的背阴长椅上，等着看落日。太阳开始落山时，他不再说话，我们默不作声并肩坐在那里。我把已自豪地长出一层金色茸毛的古铜色前臂放在椅背上，旁边是他那长着黑毛的苍白手臂。这一次，父亲没有叫我殿下或者阁下，他甚至在行动上也好像不为消除任何沉默负责。他显得那么笨拙，黯然神伤，我差点去摸他的肩膀，但是我没有。我以为他试图对我说些什么，说些重要甚至紧急的事情，但是他开不了口。我有生以来，父亲似乎第一次怕我。我原本愿意帮他，甚至代他开口说话，但是我也像他一样受到阻碍。最后他突然说：

“那么这样。”

我重复着他的话：

“这样。”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我突然想起当年一起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后院坚如混凝土的地面开垦菜园的情形，我想起他用作农业器具的裁纸刀和家用榔头，他从拓荒妇女之家或劳动妇女农场里拿来幼苗，背着我在夜间栽好，弥补播种失败。

我父亲送给我他写的两本书。在《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短篇小说》一书的扉页上，他写下这样的致辞：“送给我正在养鸡的儿子，赠自父亲，（前）图书馆管理员。”而在《文学史》一书的赠言中，隐约含有责备：“送给我的阿摩司，希望他将在我们的文学中为自己开辟一席之地。”

我们睡在一间没人住的宿舍里，宿舍里有两张儿童床，一个拉帘货柜，可以挂衣服。我们摸黑脱下衣服，摸黑说了十来分钟话，谈论北约同盟和冷战，而后互道晚安，背过身去。也许，父亲像我一样，难以入睡。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了。他呼吸沉重，仿佛没有足够的空气，或仿佛他咬住牙关呼吸。自从母亲去世后，自从她在临终前几天搬到我的房间，我跑到另一个房间挨着他睡在双人床上，自从她死后的最初几个夜晚，因我惊恐万状，他不得不来睡在我房间地板上的床垫上，之后，我们从来没有睡在同一个房间。

这一次也有瞬间的恐惧。两三点钟时，我在恐慌中醒来，在月光中想象，父亲的床是空的，他默默地拉过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安安静静，一动也不动，睁大双眼，整夜注视着月亮，或数尽流云。我的血凝固了。

但实际上，他正深沉而平静地睡在我给他铺的床上，而酷似某人坐在椅子上、睁大眼睛凝视月亮的，不是我父亲，也不是幽灵，而是他的衣服，是他精心挑选的军裤和朴素的蓝衬衫，以便不要在基布兹眼中显得高高在上，以便不伤害他们的感情，但愿不要这样。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父亲携妻子儿女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住在城边的贝特哈凯里姆区。我父亲再次每天到国家图书馆上班，不是在报刊部，而是在那时才成立的书目文献部。既然他终于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以及证明该事实的一张精美而小巧的名片，他就再次尝试着谋求一个教职，如果不是在他先伯父的王国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那么也许至少在某个新建的大学：特拉维夫，海法，比尔谢巴。甚至有次到宗教大学巴伊兰大学碰运气，尽管他把自己视为公然的反教权主义者。

无济于事。

他现在五十多岁了，做助教或初级讲师年龄太大，竞争高级学术职位人家又觉得他不太合格。哪儿都不要他。（此时，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的声名戏剧性地一落千丈。约瑟夫伯伯论希伯来文学的所有著述在60年代开始显得陈旧与幼稚。）正如阿格农在小说《千古事》中，描写一个人物时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