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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尤其通过改姓的方式来灭掉他。许多年来，我父亲生活在享有“世界声名”的伯伯的巨大阴影下。（我父亲在提到世界声名时声音里怀着虔诚的宁静。）许多年来，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梦想着追随约瑟夫·格达尔雅胡·克劳斯纳教授的脚步，克劳斯纳著有《拿撒勒的耶稣》、《从耶稣到保罗》、《第二圣殿时期的历史》、《希伯来文学史》和《当民族为自由而战》。我父亲在内心深处，甚至梦想有朝一日继承无子嗣教授的位子。因此他学的外语并不比伯伯掌握的外语少，因此他夜晚蜷缩在桌子旁边，周围堆起一堆堆小卡片。当他某天开始对做一位名教授感到绝望时，他开始在内心深处祈祷把火炬传给我，他会在那里观看。

我父亲有时开玩笑地把自己比作无关紧要的门德尔松，银行家亚伯拉罕·门德尔松，其命运就是充当著名的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和伟大的作曲家费里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父亲。（“首先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接着我成为儿子的父亲。”亚伯拉罕·门德尔松曾经自嘲地说。）

尽管是在开玩笑，尽管他正出于某种发育不良的慈爱情感拿我打趣，但父亲从我很小时候起就叫我“殿下”、“阁下”。只是在很多年以后，在他去世的那天夜里，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一固定的、使人不快甚至令人恼怒的玩笑背后，隐藏着他自己失望的野心，不得不含悲甘于平庸，把愿望隐藏起来，委托我以他的名义去实现某种使命，一旦时机成熟，实现已经离他而去的目的。

我母亲，在孤独与阴郁中，给我讲光怪陆离的事件、恐惧和幽灵，也许与寡妇奥斯给小培尔·金特在冬夜里讲的故事大同小异。我父亲，以他特有的方式，做我母亲奥斯的约翰·金特，培尔的父亲，希望他成就“大业”。

“基布兹，”父亲伤心地说，“也许并非不足挂齿的现象，但是它需要智商一般、身强体壮的体力劳动者。你现在已经知道，你无疑不一般。我不想对基布兹恶语中伤，因为基布兹在国家生活中拥有明显优势，但是你在那里得不到发展。结果，恐怕我不能同意。无论如何。就这样吧，商量完了。”

自母亲去世，他一年左右后再婚以来，我和他几乎只谈论日常生活需要、政治、新科学发现或者伦理价值以及道德理论。（现在我们住进了一套新房，本梅蒙大街28号，在热哈维亚区，他多年梦寐以求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地区。）青春期的我焦躁不安，他的再婚，他的情感，我的情感，我母亲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她的死，她的缺失，这些话题我们从来不谈论。我们有时会发生冲突，彬彬有礼，但相互之间充满紧张的敌意，争论比阿里克、拿破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我父亲将其视为“红色流行病”，一次，我们就卡夫卡大吵了一顿。然而，多数情况下，我们的举动就像同一屋檐下的两个房客。卫生间没有人了。我们需要人造黄油和卫生纸。你不觉得天有点凉了，要我开暖气吗？

每逢我在周末和节假日去特拉维夫看望母亲的姐妹哈娅和索妮娅，或者去克里亚特莫兹金的外公家里，父亲给我车费，外加几块钱，“因此你用不着跟那边任何人要钱了”，“别忘了告诉那边什么人，你不能吃油炸食品”。或者说“请记着问问那边什么人，他们是不是想要我把她抽屉里的东西放进一个信封，让你下次带过去”。

“她的”一词掩盖了对我母亲的记忆，如同没有碑文的纪念碑。“那边任何人”或者“那边什么人”等词表明他与母亲的家庭割断联系，那联系永远没有恢复。他们责怪他。母亲在特拉维夫的姐妹们相信，他与其他女人的关系，给我母亲的生活布下了一层阴云。加上那些夜晚，他背对着她坐在书桌前，脑子里只有他的研究和他的小卡片。这一指责令父亲深为震惊，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对于我的特拉维夫和海法之行，他的态度就像阿拉伯国家在那个抵制拒绝的年代，对中立人士访问以色列的态度：我们不能阻拦你，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是请不要当着我们的面提起那地方，你回来以后什么也不要跟我们说。好坏都不要说。不要跟他们谈起我们。我们不想听，也没兴趣知道。总之，你要保证别让你的护照上盖上不受欢迎的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