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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拥有世界文学多数重要作品的原著，因此我几乎对它们看也不看。但是，只要那里有希伯来文版的书，我如果没有真正阅读，至少闻闻它。我会尽一切努力。

当然，我也阅读《达瓦尔》上每周一期的儿童栏目，以及每个人甜点单上都有的那些儿童文学作品：莉娅·戈尔德伯格和范妮娅·伯格斯坦的诗歌、米拉·洛贝的《孩之岛》以及纳胡姆·古特曼的所有作品，罗本古拉的非洲、比阿特丽斯的巴黎、特拉维夫周围的沙丘、果园和大海，所有这些都是我最初游弋享乐世界的目的地。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已经成为大世界的组成部分——的差异，在我看来，就像我们寒冬般的黑白生活和充满色彩、夏日与光明的生活之间的区别。

茨维·里伯曼—里夫尼的《在废墟上》是部尤能抓住我想象力的作品，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很久以前，在第二圣殿时期，有一个偏远的犹太村庄，宁静地坐落在高山、山谷和葡萄园中间。一天，罗马军队来到此地，把所有的村民，男人、女人和老人全部杀光，抢夺他们的财产，纵火烧毁建筑物，继续向前赶路。但是，村民们在大屠杀发生之前便把小孩，尚未满十二岁无法参加保卫村子活动的小孩，藏进一个山洞里。

灾难发生后，孩子们从山洞里出来，看到村庄毁于一旦，他们没有绝望，而是召开类似基布兹举行的全体成员集会，经讨论决定，生活必须继续，他们必须重建满目疮痍的村庄。于是他们成立委员会，女孩子们也在内，因为这些孩子不但勇敢勤奋，而且进步开明，让人惊叹。他们一点一点，像蚂蚁一样劳动，设法治愈残存的牲畜，修理牲口圈和牛棚，修复烧毁的房屋，重新在田间开始劳作，建立起一个儿童模范社区，某种富有田园色彩的基布兹，鲁宾逊似的社区，里面没有一个礼拜五。

这些富于梦想的孩子过着均分与平等的生活，没有一丝阴影，既没有权力斗争，也没有你争我夺，嫉妒成性，既没有肮脏的两性关系，也没受死去父母冤魂的缠绕。不折不扣，与《蝇王》里孩子的遭遇截然相反。茨维·里夫尼当然打算给以色列儿童描绘出鼓舞人心的犹太复国主义寓意：荒漠上的一代人都已经死去，代之而起的是国土一代，大胆勇敢，凭借自己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从大屠杀到英雄主义，从黑暗到光明。在我自己的耶路撒冷版本中，在我脑海里的一连串臆想中，孩子们并非只挤牛奶、采摘橄榄和葡萄便可以心满意足，他们发现了一个武器秘密藏匿地点，或更好的是，他们设法设计并制造机关枪、迫击炮和装甲车。要么就是“帕尔马赫”设法把百代以后出产的这些武器，偷运到《在废墟上》的孩子们张开的双手中。茨维·里夫尼的（以及我的）孩子携带这些武器，急忙奔向马萨达，在千钧一发之际赶到那里。他们从背后发起强有力的拦阻射击，用命中率高的长管炮以及致命的迫击炮，他们出人意料地攻击了罗马军团——正是这支军队杀害了他们的父母，而现在又修筑斜坡，直捣马萨达的石筑堡垒。这样，正当埃里扎·本—亚伊尔注就要结束他那令人难忘的告别演说，最后一批马萨达卫士就要拔剑自戕，不做罗马人的俘虏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和年轻的勇士突然来到山上，把他们从死亡线上解救出来，把民族从险遭失败的耻辱中解救出来。

而后，我们在敌人领土上作战，我们把迫击炮安置在罗马七丘上，把凯旋门击得粉碎，使皇帝下跪。

或许这里隐藏着另一种病态的不正当的快感，茨维·里夫尼在写书时肯定从未想到过的一种阴暗、俄狄浦斯似的快感，因为这里的孩子们埋葬了自己的父母，埋葬了所有的人。整个村庄没有留下一个成年人。没有父母，没有师长，没有邻居，没有叔叔，没有爷爷，没有奶奶，没有克洛赫玛尔先生，没有约瑟夫伯伯，没有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没有阿布拉姆斯基夫妇，没有巴·伊兹哈尔夫妇，没有莉莉亚阿姨，没有贝京，也没有本—古里安。因此，犹太复国主义特质那备受压抑的愿望，以及我一个孩子备受压抑的愿望，奇迹般地得以实现，这个愿望就是他们必须死去。因为他们如此格格不入，如此难以承受，他们属于大流散，他们是荒漠中的一代人。他们一刻不停地要求你，命令你，不让你有喘息之机，只有当他们死去，我们才最终可以向他们展示我们自己什么都可以做。无论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无论他们如何期待，我们都能圆满实现。我们耕耘，收割，建设，战斗，赢得胜利，但前提是他们不存在，因为新希伯来民族需要与之断绝联系，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要年轻、健康和坚强，而他们老了，虚弱，复杂，有点令人反感，颇为滑稽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