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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塔帕塔、马萨达和围困中的贝塔已经失败，它们也许会在辉煌与力量中再度崛起，但是没有我。至于自由运动与利库德党派，他们那天上午失去了一个人，他也许有那么一天会成为一个小继承人，一个激烈雄辩的演说家，也许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国会议员，甚至一个不带公文包的副部长。

我再也不会高高兴兴地融入欣喜若狂的人群，或是成为巨型超人身体内一个盲目的分子，相反，我对人群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恐惧。“平静就是泥潭”一句话现在在我眼里意味着一种流传甚广的危险疾病。在“血与火”这一短语中，我能够品尝到血腥，闻到烧焦的人肉味。就好像“六日战争”期间在西奈北部平原，“赎罪日战争”期间在戈兰高地熊熊燃烧的坦克里。

我在撰写克劳斯纳家族历史时，从克劳斯纳教授、约瑟夫伯伯的自传中撷取了许多材料，那本自传题为《我通往复活与救赎之路》。在那个星期六，当心地善良的亚历山大爷爷、约瑟夫伯伯的弟弟揪着我耳朵，把我拽到外面，发出酷似恐惧与疯狂的呜咽的强烈噪音，我似乎就开始逃避复活与救赎。而今仍然在逃避。

但是，我不仅仅逃避复活与救赎。那个地下室里令人窒息的生活，在父亲和母亲之间，在他们二人和那堆书之间，还有野心、压抑、拒绝承认的对罗夫诺和维尔纳的怀念，对欧洲的怀念，具体表现为黑色茶具车、闪闪发光的白餐巾，人生在世不称意给他造成的压力，她的伤痛、失败，我默默地承担起适时将其转化为胜利的责任，凡此种种压迫着我，我想逃避它。在有些时候，年轻人离开父母的家，前去寻找自我——或者丧失自我——在埃拉特或者西奈沙漠，之后到纽约或者巴黎，再后来——到印度高僧的静修处或者南美丛林，或者在喜马拉雅山（在我的书《一样的海》中，独生子里库在母亲去世后去了喜马拉雅山）。但是，在50年代初期，反对家长压迫的极点是去往基布兹。基布兹，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在黑黝黝的山岭那边”，在加利利，在沙龙平原，在内盖夫或者山谷——于是我们那时在耶路撒冷想象——一个能够吃苦耐劳的新型拓荒者阶层正在形成，他们强壮、执着但并不复杂，说话简洁，能够保守秘密，既能在疯狂的舞蹈中忘乎所以，也能独处、沉思，适应田野劳作，睡帐篷：坚强的青年男女，准备迎接任何艰难困苦，然而却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与精神生活，情绪敏感而从容。我愿意像他们那样，而不愿意像我父母或者充满整个耶路撒冷的那些忧郁苦闷的逃难学者。过了一段时间，我报名参加童子军运动，那时的童子军成员打算从学校毕业后，在边境一带参加专门创建新基布兹的军事部队“纳哈尔”，从事“体力劳动，保护并居住在基布兹内”。我的父亲不太高兴，但是因为他向往成为一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便心满意足地对我说：“童子军运动，好啊，行，加入吧。为什么不呢，但是基布兹？基布兹是给那些头脑简单、身强体壮的人建的，你既不简单，也不强壮。你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一个个人主义者。你当然最好长大后用你的才华来建设我们亲爱的国家，而不是用你的肌肉。它并不那么发达。”

妈妈那时已经远离了我们。她已经背弃了我们。

我同意爸爸的说法。因此我强迫自己多吃一倍东西，通过跑步和锻炼来强健自己的体魄。

过了三四年，母亲去世、父亲再婚之后，我在胡尔达基布兹，在星期六早晨四点半钟，我把贝京和武器装备一事告诉了埃弗拉姆·阿弗耐里。我们早早起来是因为被分派去摘苹果。我那时十五六岁。埃弗拉姆·阿弗耐里像胡尔达的其他创建者一样，四十五岁左右，但是我们称他和他的朋友为“老伙计”，就连他们自己也彼此这么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