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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在安息日晚上来到施罗密特奶奶和亚历山大爷爷的圆桌前，点蜡烛，吃鱼冻饼，或者吃两头用针线缝起来的八宝鸡脖。星期天上午，我们有时去拜访鲁德尼基夫妇，午饭后，几乎每个安息日，我们都从北向南穿过整个耶路撒冷，到塔拉皮尤特大街约瑟夫伯伯家里朝觐。

一次吃晚饭时，妈妈突然向我们讲起，她在布拉格读书时，在租住的房间里有盏落地电灯，放在扶手椅旁边。第二天爸爸下班回家的路上，来到乔治王大街的两家家具店和本—耶胡达大街的一家电器商店，他一一比较，又回到第一家店里，拿着一盏最漂亮的落地灯回到家里。那盏灯花掉了他近四分之一的月工资。妈妈吻了我们二人的前额，露出奇怪的微笑向我们保证，她离开很长时间后，那灯依旧能够给我们二人以光明。父亲陶醉在胜利中，没听见她说的这些话，因为他从来就不好好地听人说话，还因为他那奔涌不息的语言能量已经席卷着他去追寻原始闪米特语中光的词根NWR，阿拉米语形式menarta和阿拉伯语中的同义词manar。

我听到了，但是不明白。也许我明白了，但没有抓住其中的意义。

后来又开始下雨了。爸爸再次请求批示，在我安顿上床后，“出去看一些人”。他保证不会回来太晚，不会发出噪音，他给她端来一杯热牛奶，穿上他锃亮的皮鞋，西服上衣口袋里露出白色三角手绢，像他父亲一样，身后飘着须后水的芬芳，走出家门。当他经过我的窗户时，我听到他啪的一声打开雨伞，哼着跑调的小曲，“她有多么温柔的小手，无人敢触摸”，或者“她的眼睛像北斗星，她的心像沙漠一样滚烫”。

但等他一转身，妈妈和我就骗他。尽管他给我规定了严格的熄灯时间，“九点整，一秒钟都不许晚”，等到他的脚步在湿漉漉的大街上远去，我就从床上一跃而起，奔她而去，听许许多多的故事。她坐在椅子上，房间里一排排书顺着墙壁排起，还有许多书堆在了地上，我穿着睡衣跪在她脚边的地毯上，头枕在她温暖的腿上，闭着眼睛倾听。房间里的灯已经关掉了，只剩下她椅子旁边的落地灯还亮着。风雨击打着百叶窗。偶尔，一阵阵沉闷的雷声从耶路撒冷上空滚滚而去。爸爸出去了，把我留给妈妈和她的故事。一次她告诉我，她在布拉格读书时租住的房间上面有一套空房子。一连两年也无人在那里居住，因此邻居们悄悄地说，那里只有两个死去的女孩子的鬼魂。房子里失了一场大火，爱米莉亚和亚娜两个姑娘没能营救出来。悲剧发生后，姑娘们的父母移民到了国外。熏得乌黑的房子上了锁，封得严严实实的。没有再装修，也没有再续租。有时，邻居们窃窃私语，听到了闷声闷气的调笑声和恶作剧声，要么就是半夜时分听到了哭声。我从来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妈妈说，但是有时我几乎确信水管被人拧开，家具被人移动，有人光着脚啪嗒啪嗒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也许有人利用空房子秘密做爱，或干些见不得人的事。等你长大后，就会发现，你的耳朵在夜里听到的所有声音，几乎都可以用不止一种方式来解释。实际上，不止是在半夜，不止是你的耳朵，就连你的眼睛在光天化日下之所见，也几乎总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理解。

还有一些夜晚，她向我讲述了欧律狄刻、冥王哈德斯和奥菲 斯注。她向我讲述了一个八岁女孩的故事，其父是个大名鼎鼎的纳粹分子，战后被同盟国在纽伦堡绞死，只是因为有人看见小女孩用鲜花装饰其父亲的照片，就把她送进一个少年犯看守所。她向我讲述了罗夫诺附近某村，一个年轻的木材商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在森林里迷路，不见了踪影，但是六年以后，有人深更半夜悄悄地把他那双破靴子放到他遗孀的床头。她向我讲述了老托尔斯泰临终之前离家出走，在一个偏僻的火车站阿斯塔波沃站长家的棚屋里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