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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

但是女孩子回答了我，用的确实是希伯来语，她没有看我，双手张开放在裙子两侧的凳子上，眼睛盯着她的小弟弟，他正躺在叶子中央的一块小石头上。

“我叫阿爱莎。那个小家伙是我弟弟阿瓦德。”

她还说：

“你是邮局客人家的儿子？”

于是，我向她解释说我绝对不是邮局客人家的儿子，而是他们朋友的儿子。我父亲是个相当重要的学者，一个乌斯塔兹，我父亲的伯父甚至是个更为重要的学者，甚至举世闻名，是她那位令人尊敬的父亲阿里—希尔瓦尼先生本人建议我到花园里来，和家里的孩子们说说话。

阿爱莎纠正说，乌斯塔兹·纳吉布先生不是她的父亲，而是她母亲的舅舅，她和她的家人不住在谢赫贾拉，而是住在塔里比耶，她本人跟热哈维亚的一位钢琴老师已经上了三年钢琴课，她跟老师和其他学生学了一点点希伯来语。希伯来语，那是一门优美的语言，热哈维亚区很美，井然有序，很安静。

塔里比耶也井然有序，还安静，我忙不迭地回答，报之以一个又一个的赞美。也许她同意和我说说话？

我们不是已经说话了吗？（她的嘴角迅速闪过一丝微笑。她用双手拉直裙摆，放下交叉着的双腿，接着又把腿交叉在一起。有一刻她的膝盖又露了出来，那是已经成熟了的女人的膝盖，接着她的裙子又拉平了。她的目光现在有点向我的左侧转移，花园墙透过树木在窥视我们。）

我于是采用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神情，亮明自己的观点：以色列的土地足以供两个民族居住，要是他们能够明智一些，和平共处相互尊敬就好了。不知是出于不好意思，还是出于妄自尊大，我不是用自己的希伯来语和她说话，而是用父亲和他客人们的希伯来语，正式，优雅，就像一头驴穿上礼服，脚踏高跟鞋。出于某种原因，我确信这是向阿拉伯人和女孩子说话的唯一合适方式。（我以前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和一个女孩或者和阿拉伯人说过话，但是我想象，在这两种情况下，需要一种特别的斯文，就像踮着脚尖说话。）

很明显她的希伯来语知识不甚宽泛，不然就是因为她的观点和我的相左。面对我的挑战，她没有做出回应，而是选择了岔开话题。她对我说她哥哥在伦敦，将来要做“事务律师和出庭律师”。

我有些趾高气扬，分明是在代表着什么，问她长大之后想学什么，比如说在什么领域，从事什么职业。

她直视我的眼睛，在那一刻我没有脸红，而是脸色煞白。我立刻转移了自己的视线，看着地上，她那个勤奋的小弟弟已经在桑树下用树叶圈起了四个标准的圆圈。

你呢？

嗯，你知道，我说，依旧站在那里，面对着她，两只湿乎乎的冷手在短裤上来回揉搓，嗯，你知道，是这样——

也许你也要做一个律师。从你说话的方式上看。

你为什么这么想？

她没有回答，说，我要写一本书。

你？你要写什么书？

诗歌？

诗歌？

用法文和英文。

她也用阿拉伯语写诗，但是她从来没给任何人看过。希伯来语也是一门优美的语言。有人用希伯来语写过诗吗？

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义愤填膺，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在那里带感情地给她朗诵一些诗歌片断：车尔尼霍夫斯基、拉海尔、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还有我自己的一首诗。想起什么背什么，双手狂暴地在空中挥动，扯开嗓子，拿腔捏调，声情并茂，以姿势助说话，甚至闭上双眼，甚至她的小弟弟阿瓦德也抬起鬈发脑袋，用那双羔羊般无辜的褐色眼睛盯着我，充满了好奇，似乎还表现出一丝理解，他突然用清晰的希伯来语朗诵道：“等也等啊！歇也歇啊！”与此同时，阿爱莎什么话也没说。她突然问我会不会爬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