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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年过去，我逐渐意识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是一座迷人的文化城市，有着伟大的商人、音乐家、学者和作家，例如马丁·布伯注、格肖姆·肖勒姆注和阿格农注，以及许许多多杰出的研究者和艺术家。有时，当我们经过本—耶胡达街或者本—梅蒙大道时，爸爸会悄声对我说：“瞧，那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国际知名与两条瘦腿有关，因为被谈及的人大多上了年纪，用拐杖探路，两只脚跌跌撞撞，甚至在夏天也穿着厚毛衣毛裤。

我父母所景仰的耶路撒冷离我们的居住区十分遥远，是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是在雅法或者本—耶胡达街上的三四家咖啡馆，那里悬挂着镀金枝形吊灯；是在基督教青年会注或大卫王酒店里的大厅。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富有教养的英国人举止得体；在那里，梦幻一般、脖颈颀长的女子身穿晚礼服，在着藏青色笔挺西装的绅士怀中翩翩起舞；在那里，宽宏大度的英国人和犹太文化人或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共进晚餐；在那里，举行独奏会、舞会、文学晚会、茶话会，以及赏心悦目的艺术座谈会。也许这样的耶路撒冷，和枝形吊灯与茶话会一道，只能出现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居民——图书管理员、教师、职员和装订工人——的梦中。无论如何，它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居住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区，属于契诃夫。

多年后，我阅读契诃夫时，确信他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万尼亚舅舅就住在我们楼上，萨莫连科医生在我发烧或得白喉时弯下腰，用宽大有力的双手为我做检查，患有习惯性偏头疼的拉耶夫斯基是妈妈的二表哥，我们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到民族宫礼堂听特里格林。

的确，我们周围有着各色各样的俄国人，有许多托尔斯泰式人物。有些人甚至长得就和托尔斯泰一模一样。在某本书的封底看到一幅棕色的托尔斯泰画像时，我确信自己已经在我们当中看见他很多次了：他沿着马拉哈伊大街闲逛，要么就是顺着俄巴底亚大街走去，头上没戴帽子，微风吹乱了他银白的胡须，如同先祖亚伯拉罕那样令人敬畏，他目光炯炯，用手里的树枝做拐杖，一件俄式衬衫罩在灯笼裤外，用根长绳系住腰身。

我们附近的托尔斯泰式人物（父母称之为“托尔斯泰式奇科姆”）无一例外，都是虔诚的素食主义者，对自然怀有深厚情感的世界改革派，追求符合道德准则的生活，热爱人类，热爱世上一切生灵，长期向往乡村生活，向往在田野和橘园从事简朴农耕。然而，他们连自己的盆栽植物都种不好：也许会把植物浇死，也许会忘记浇水。要不就归咎于可恶的英式管理，在我们的水里放氯气。

他们中有一些则仿佛是直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走出来的托尔斯泰式人物：饱尝折磨，喋喋不休，欲望备受压抑，对理念着迷。但是所有的人，无论是托尔斯泰式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所有人都居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为契诃夫工作。

世界的其余部分都被笼统地看作一个“大世界”。不过这个大世界也另有修饰词：开明，外在，自由，虚伪。我几乎只能从集邮册上认识这个大世界：但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乌班吉—沙里河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湖。那个大世界是如此遥远、醉人、美轮美奂，但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危险，充满了威胁。它不喜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虽然聪明、机智、成功，但喧闹、粗鲁。它也不喜欢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为它就连给我们这样一个由沼泽、卵石和沙漠组成的狭长地带都很勉强。在那个大世界里，所有的墙壁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你的巴勒斯坦去！”于是我们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现在整个大世界又朝我们叫嚷：“犹太佬，滚出巴勒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