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14页）

早在1949年，亨利·华莱士大选惨败后大约十周——现在我知道了，也是在她堕胎之后——伊夫·弗雷姆举办了一次大型宴会（之前有一场小型晚宴），是为了让艾拉高兴。他打电话到我们家请我参加。在清真寺剧院的华莱士聚会后我只在纽瓦克见过他一回，在接到这个让我惊异的电话（“是艾拉·林戈尔德啊，伙计。你最近怎么样?”）之前，我已经开始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我们第二次碰面后——就是头一次一起在韦夸希克公园散步的那次，那次我知道了“艾朗”——我给纽约的他寄了一份我的广播剧《托尔克马达的帮凶》的复写本。几周过去了，没有他的回音。我觉得给一位专业广播演员看我自己写的剧本是犯了个错误，即使那是我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一个剧本。我可以确知如今他已看出我多么不具天分，我已扼杀了他或许本已对我产生的兴趣。然后，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做作业，电话响了，母亲跑进我的房间。“内森——亲爱的，是铁林先生的电话！”

他和伊夫·弗雷姆邀请大家共赴晚宴，其中有阿瑟·索科洛，他已经把我的剧本给他看了。艾拉想我或许会希望和阿瑟碰碰面。次日下午母亲让我到伯根街去买了一双黑色的配礼服的鞋，我把我那套礼服拿到钱塞勒道上的裁缝店去让夏皮罗加长袖子和裤子。然后，在一个周六的初夜时分，我把一粒口香糖丢进嘴巴，心跳得仿佛我是要越过州界线去杀人，走到钱塞勒道，登上了一辆开往纽约的公共汽车。

餐桌上陪我坐的是西尔菲德。所有给我设下的陷阱——八件餐具，四种形状各异的玻璃杯，主要的开胃菜叫做洋蓟，身着女仆制服神情郑重的黑女人从我身后和肩上送上餐盘，洗手指的碗，令人费解的洗手指的碗——所有使我觉得自己是个小男孩而不是大男孩的一切，西尔菲德却几乎全给我解除了，用一句嘲讽的俏皮话，一句讥讽的说明，甚至就是假笑一声，或是转动一下眼睛，帮我渐渐明白了不过是些暗示的浮华罢了，都不成问题。我觉得她很棒，特别是她讥讽起人来的时候。

“我妈妈，”西尔菲德说，“喜欢把事情弄得好像她在白金汉宫长大那样费劲。她用尽一切机会把平常的日子变成个笑话。”席间西尔菲德不停地说，随口说给我听一些议论，充斥着一位生长在贝弗利山庄——吉米·杜兰特隔壁——然后在格林尼治村，美国巴黎——的人的世故。就是她取笑我我也觉得很放松，好像我的灾难并没有就在距我一道菜之遥处。“别太担心做得对不对，内森。做错了反倒看上去不那么可笑。”

我也在注视艾拉中受到鼓舞。他在这里吃饭的样子和他在韦夸希克公园对面的热狗摊上一样；说话也一样。满桌男士独他一人没有戴领带穿礼服衬衣和外套，而且尽管他并不是没有通常的餐桌礼仪，但看着他叉起食物一口吞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并没有过于精细地品味伊夫家厨师的精妙手艺。他似乎对适合热狗摊和华丽的曼哈顿餐厅的举止毫不区分，既不区别举止也不区别言谈。哪怕是在这里，仍处处让他恼火——在这个晚上，距华莱士的惨败（进步党在全国得到的选票不过一百万张，只有它所期望的约六分之一）只有几个月，就连看上去如选举日一样无可争议的事情也令他恼火。

“我跟你们说件事，”他向桌上的人宣布，别人的声音渐渐弱了，他用有力自然的声音，带着对他的美国同胞之愚蠢的蔑视与讥讽，利落地命令道，你们只要听我的就好。“我以为我们亲爱的祖国不明白政治。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人民要在选举日工作?还有什么地方学校还开着?如果你是年轻人，成长了，你说，‘嗨，选举啊，难道我们不休一天假吗?’你的父母亲说，‘不，选举日而已。’你会怎么想?如果我还得去上学，那选举日能有多重要?如果商店以及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开着，那它怎么会是重要的呢?见鬼，你们的价值在哪里，你这狗娘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