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3/22页）

“教育厅长不是我的朋友。我在反对提他做厅长的运动里头很卖力。我支持另一个人，那人输了。我从不讳言与这混蛋的对立，因此他对我恨透了。1955年，解聘的时候到了，我被叫到市里头的联邦大厦，参加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会议。去作证。主席是个叫沃特的议员。同来的还有两名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三个从华盛顿来，带着律师。调查共产主义在纽瓦克市各个方面的影响，主要还是调查他们所说的在劳工和教育界的‘党派的渗透’。那时这股听证风席卷全国，不管是底特律、还是芝加哥。我们知道要到这里的。无可避免。他们在一天里头对付了我们教师，最后一天，5月的一个星期四。

“我作证时间五分钟。‘你现在是不是或者曾经是……?’我拒绝回答。哦，为什么不回答呢?他们说。你没什么可隐瞒的。为什么不证明自己清白呢?我们就要些检举揭发而已。我们到这里来就为了这个。我们是立法机构，不是刑罚机构。如此这般。但是据我对人权法案的理解，我的政治信仰与他们无关，我就这么对他们说的——‘与你们无关’。

“那周前几天，他们找过电业工人联合会，艾拉在芝加哥时候的老工会。周一的早晨，一千名联合会成员租了车自纽约来到调查委员会成员住的罗伯特酒店，包围酒店抗议示威。《星条报》这样描述示威者，‘敌对势力反对国会调查，发起入侵’。不是由宪法赋予权利的合法示威，而是入侵，如同希特勒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一般。委员会里一位国会议员对新闻界指出——对他的言论里隐含的非美国成分没有丝毫的惭愧——很多示威者在用西班牙语喊叫，在他看来，这证明他们对打着的牌子有何意义并不明白，他们只是无知做了共产党的‘傀儡’。而纽瓦克警局‘反颠覆科’将他们监控起来了，对此他深感宽慰。车队回纽约的途中在经过了哈得孙镇后，据报道那边的某警察称，‘如果我知道他们是赤色分子，早就把他们一伙人全关起来了。’到我在星期四里头第一个被传讯时，当地的气氛就是这样的，新闻媒体里也是这样报道的。

“在我那五分钟临近结束时，对于我的拒绝合作，主席说他很失望，有着我这样教育背景和理解力的人，居然不愿协助国家安全部门的调查。唯一一次我作的敌对回答，是在最后那帮家伙里头有一个对我说‘先生，我怀疑你的忠诚’时，我告诉他，‘而我也怀疑你的忠诚。’然后主席告诉我，如果我继续‘中伤’委员会成员，就要赶我出去。‘我们不必坐在这里，’他说，‘听你的废话与诽谤。’‘我也用不着，’我说，‘坐在这里听你们的诽谤，主席先生。’就这么糟。我的律师低声告诉我到这里吧，就这么结束我的作证。可以离席了。

“但是，当我自座位上离开时，一位议员叫住我，我想是为了要侮辱我一下，‘你怎么能拿着纳税人的钱，却守着对可恶的共产党的诺言来教授苏联那一套?以上帝的名义，你怎么能身为自由人却去教共产党的那套独裁?为什么不退出来回归正道?我恳求你，回归到美国的生活吧！’

“不过我没上钩，我没告诉他们我所教的不过是作文和文学，与独裁无关，虽然最终看来，我说还是不说都没什么用处：当晚，《纽瓦克新闻》体育最后版的封面上，我的头像下面，大标题是‘赤色分子调查之证人停步不前’，下面一行是：‘“不听你这套鬼话，”调查委员会告诉纽瓦克教师。’

“委员会里头有一个是纽约州来的议员，布赖登·格兰特。你记得格兰特家族吧，布赖登和卡特里娜。美国人都知道格兰特家族。那么，我们林戈尔德家之于格兰特就如罗森博格。这个精于社交的恶毒的家伙，几乎毁了我们家。你知道因为什么吗?因为，有一天晚上，格兰特和妻子在艾拉和伊夫在西十一街开的一个聚会上，而艾拉那么去对付格兰特，就如他会对付随便其他什么人一样。格兰特是瓦那·冯·布劳恩的同僚之一，或者说艾拉认为是，艾拉就猛烈地攻击他。格兰特看上去就是那种没骨气的上流人士，正让艾拉厌恶之至。他妻子写那种女人嗜读的流行言情小说，格兰特那时还是《美国日报》的专栏作者。对艾拉而言，格兰特就是滥享特权的化身。他受不了格兰特。格兰特的一举一动都让他恶心，尤其是格兰特的政治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