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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一脚油门，我回头张望，转眼间，辛虹就从后风挡玻璃中消失了。

又是无数的美丽的人头从天上飘落，她们是一些未知人事的少女的头部，眨着漂亮的眼睛，然后掉到地上，有长发的，有短发的，有系着发带的，有戴着发卡的，全都那么可爱，我低下头，看到那些人头在地上四处滚动，我听到叹息声，听到尖叫，听到歌声，还看到泪水——我从梦中惊醒，抬起头，看到床头柜上的时钟，正是深夜十二点整。

朱玲对我说过，不要与三陪混，万不得已也不要去，她们太脏不说，还麻烦。

朱玲说得很对，但我并不总是听朱玲的，因为她是她，我是我。

我不怕脏，也不怕麻烦，但我怕独自一人，怕没有地方去。

深夜十二点醒来这件事对我来讲，简直无法忍受，因为我独自一人，因为无处可去。

我想再次睡去，但又怕做同样的梦，我感到头痛，恶心，身上还出汗，我睁开眼睛，一会儿，我又闭上眼睛，再一会儿，我又睁开眼睛，不久，又闭上，反反复复，直到天明。

天明以后，我下床洗澡，然后煮热咖啡喝，喝完咖啡，再次洗澡，然后回来再次喝热咖啡，这样做的原因想让自己清醒，但清醒之后，我又感到无聊，人在无聊时很容易疲倦，而要想从疲倦中摆脱出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睡觉，于是，我拉上窗帘，爬上床去，盖上被子，安然睡去。

辛虹走后的一个星期我心绪不宁，我接的一个描写电脑的情景喜剧也因我写作态度不端正而作废，制片人换了别人来写，本来因为剧本讨论、开会、吃饭，写提纲等琐事还能叫我有一种忙忙乱乱的感觉，然而，然而——就像电影中的换场，仿佛只用了一秒钟，一切就从天而降，当我清醒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正独坐家中，口干舌燥，窗帘外面是闪亮的阳光，地板上堆满了唱片、录相带、烟灰缸和吃剩的薯片空筒，此外是围绕着我的是一片寂静，没有声响，没有人，没有电话，没有事情，没有现在，也没有明天。真讨厌。

我打开写字台边上的抽屉，里面还有大约两百元，这是我现在所有的钱，我把那两百元放进空空的钱包，然后打电话给电视台的一个制片人，催他快些结账，他支支吾吾，于是我就不断地打出电话，不厌其烦地找到各个与结账有关的人，终于，两个小时后，我可以去台里领取我的最后一笔五千元稿酬，我带上身份证，来到电视台，开了进门条，经过一系列周折，领到酬金，然后给大庆打了一个电话，大庆此时正在家里睡觉，通过电话，我听到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咕噜了一声“过来吧”，我挂断电话，出了电视台，坐上一辆出租车，来到位于航天桥附近的大庆家，他打开门，然后钻回被窝，继续蒙头大睡，我听着他的呼噜声，坐在他的双人沙发上，看着他的闹钟一秒一秒地走动，看了几圈，便进入了梦乡。

我喜欢找大庆，有事的时候找他，没事的时候也找他，大庆也不喜欢一个人呆着，宁可整夜夜不归宿，与我、还有其它一些朋友呆在一起，他管那叫“耗着”。

于是，在我们都无所事事的时候，就聚在一起耗着。起初，我们聚在一起谈论电影，谈论施隆多夫，谈论马丁。史高西斯，谈论伯格曼、费里尼或塔尔科夫斯基，然后我们谈论海德格尔，谈论波尔，谈论尼采，谈论利奥塔，谈论所有那些时髦的作家，谈论他们的作品及人生，当发现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改成谈贝多芬，谈梅西安，谈贝里尼，然后话题转到毕沙罗、达利或是米开朗基罗身上，当然，他们与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最终，我们谈无可谈，就围坐在一起干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