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林丹娅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第4/9页）

面对残雪小说文本中连篇累牍且层出不穷的丑陋物象，是人（相信只要不是变态者）大都会感到“恶心”。这种对丑陋物象表现出来的在生理上直觉式憎恶与厌弃反应，几乎与我们对文本根深蒂固的传统反应——道理的爱憎感毫无关系。也就是说，你对丑陋物象专注而任性的描述，客观上则使你的文本有了这样的效果，它混淆了传统文本所提供的（同时也是阅读者阅读期待中的）爱憎界线，阅读者的道德身份在阅读你的文本时消失了。你好像是故意在你的文本世界里，造就了一个平等的阅读人群。于是好像有种文本暗示产生了：无论他是救生者还是杀生者，无论他是施善者还是强盗，无论他是生产者还是寄生虫……你所描述的东西一样令他们难受。不知你有否感到这一点，这样有悖传统写作期待的、混淆阅读对象人格层次的客观效果有否特别的意义？（因为我怀疑这里是否有女性这个性别对既定的整个价值体系的破坏潜意识，以及它在起的作用。）

答：你的阐述又使讨论更加深入了。我愿意再重复一句：残雪文本是向每一个读者敞开的。作为写作者本人，这是一个矛盾，因为他的作品既有排斥一切读者的倾向（他要摒弃一切世俗的因素，向那终极之美——“无”突进），同时又只有获得世人的认可才能存在（作品只能通过阅读最后完成），作品就在这个矛盾冲突中诞生。冲突的过程中充满了对生命本身的厌恶、自虐似的幽默、恶意的报复、为摆脱而发生的扭斗等复杂感受，但这些感受无一例外地得到升华，化为天堂似的幽默。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残雪文本的读者既会体验到强烈的人道理想，同时又会产生那种超出一切道德的空灵感吧。生命离不开脏，最脏的才是最有生命力的，被包含在生命内的人类精神必须同它的载体达成妥协，才有可能向那最美的境界升飞。人在现实中无论多么痛苦、恶心、发狂，那都是很有意义的，如同孕妇的感觉，她诞生的是美。作为现存社会的女性，在艺术的体验上当然更有优势，因为她对生命的体验更少受到传统的污染，因而与环境的冲突也会更尖锐，破坏和报复的潜意识也更强烈，建立自己的体系也更容易。

问：在你的小说文本中，最经常的几乎是不由自主地以家庭亲情关系来演绎并指证事物关系的本质特征，我想这除了因为家庭亲情关系所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外，与你的女性性别身份一定有某种潜在的关系。就像卡夫卡在《变形记》中表现与演绎的是人物的社会关系一样，它们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它们通常地反映了作家所擅长的、所敏感的生活区域与意识区域。很想问你在你的小说文本中描述的那些物象及物象关系的印象来源，如充斥在父母子女夫妻婆媳公婿兄弟姐妹邻里同事之间相互干涉又相互排斥、相互窥视又相互防范、见风使舵又固执自许的嘴脸、言语及行为——顺便说一句，它们常常令我蓦然一惊，它能立刻触及我的某种极不愉快的感觉记忆，在那里面，我隐约地看到了那些亲爱者或者高尚者，甚至是我自己的那种可恐怖的面容、表情与身影——我猜想如果不是极其恐惧栖身之所的败坏，恐怕也无法产生如此深邃的具有批判力的洞察。如果真的是这种恐惧作祟的话，它有没有具体的发源点？如果不是，那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要分两步来谈。

首先灵感的诱因或激发点当然是日常生活，而在中国，日常生活的基本单位当然是家庭，并且家庭高于一切，渗透一切方面，这就可能想见它对个性的压抑。作家想创作，他的灵感一定是来自压抑，压抑得越厉害，灵感越大，越觉得非写不可，似乎自古以来的创作规律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