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窄门

一、革命还是造反？

或许是中学语文教育太成功，闲谈中只要一提“革命”二字，我就条件反射地想接“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在阿Q看来，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当然是件坏事，但如果能让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害怕，甚至可以因此上秀才娘子的象牙床上滚一滚，坏事也就成了好事，不妨“同去同去”。

阿Q的革命观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但这事不能怪他。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陈少白逃到日本神户，看见当地报纸称“中国革命党孙逸仙”云云，醍醐灌顶，遂有陈少白如下的自省：“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史学家怀疑这段回忆的可靠性，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革命党人最初也同阿Q一样，搞不懂“革命”和“造反”的区别在哪里。

查文献可知，“革命”一词语出《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虽然包含“顺天应人”的天命思想，但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成王败寇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革命”就像“孤家寡人”，唯有黄袍加身才有资格使用，失败者或者图谋者都只是“叛乱”或者“造反”。孙中山和陈少白最初也囿于传统的话语积习，对自己的行动无以名之，只能自视造反者。日本人唤醒了他们对于汤武革命的原始回忆，拓宽了对革命的想象力，认识到不是唯有继任大统者有资格自称革命，因受天命就是革命，而且，革命除了暴力造反，还可以用来泛指一切变化和变革，尤其是制度的变迁和观念的革新，自此“革命党人”才成为孙中山及其同仁的自我认同。

革命不是造反。经过革命党人的自我正名，再经过共产革命的洗礼，革命一词本已具有绝对的政治正确性。但事实上，在政治领域内革命仍旧是当权者的垄断话语，“只有做了皇帝才可以说革命”的隐形典律仍然禁锢着普通人的心理。所以普通中国人一听到革命，还是会立刻想到造反，立刻想到暴力，立刻想到野心家，立刻想到乌合之众，立刻想到无政府，立刻想到血流成河，中国人的革命想象力从来都是阿Q模式的改造版和升级版。

1911年10月14日，也即武昌起义第四天，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中国的造反”（The Rebellion in China）为题报道，形容这次起义是“最近的也是最危险的一次中国不满情绪的爆发”，称时人“对以反满为特征的这次造反（rebellion）……怀有巨大的恐惧”。发人深省的是，21天过后，也就是11月4日，《经济学人》再次报道武昌起义后续新闻时，标题已然改为“中国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China）。前后口径之所以发生如此根本的转向，不是因为英国人承认了武昌起义的正当性，而是因为这场“造反”倒逼出了满清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目前为止帝国的宣言和承诺可以确保这一点，中华帝国的历史新起点已确然无疑地到来了。满清政府及其支持者承诺进行直接和彻底的政府组织改革……”

在《革命的时代》中，霍布斯鲍姆称自17世纪以来的西方全球化扩张是借助于一辆“双轮马车”，以两种革命模式——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动力。当《经济学人》称“西欧将真诚地祝愿袁世凯和制宪议会获得成功”时，显然是以光荣革命作为摹本。武昌起义在他们的笔下仍旧是“造反”或者“叛乱”，他们肯定的中国革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革新，“由有着特定目标的中上层提出更换政府的要求”，这才是英国人所理解的革命（revolution）。显然，英国人所理解的革命不是造反，更像是改革，甚或干脆就是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