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家与现实政治［1］（第2/3页）

钱永祥先生在一篇评论汪晖的文章中指出，上世纪90年代末大陆知识界的自由主义—新左派论战，其分歧多部分来自于对现实现象的理解与判断，其次一部分来自关于政治原则的理解与诠释，真正原则上的差异所占分量相对是轻微的。这是一个相当精到的观察，事实上，政治哲学家究竟是选择对大众说话还是对执政者说话，其中既涉及经验性的观察，又涉及理想性的目标，而这些问题又与我今天想谈的第二个问题“政治哲学的言说内容”相关。

概括而言，政治哲学的言说内容包括三个层面：经验性的描述，理想性的目标，以及可操作的路径。所谓经验性的描述，是要回答这样几个问题：“我们现在究竟在哪里？”“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现实的历史进程之中？”毫无疑问，新左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人认为今天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贫富差距以及没有赋予每一个自由平等的个体以尊严，那么他很可能接受罗尔斯的观点“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如果有人认为今天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败坏，那么他的立场自然会比较接近于保守主义；如果有人认为民主是一个已经实现的现实，那么他很可能选择对人民说话；如果有人认为现在和未来都是一个权贵与寡头的社会，那么他一定会尝试在“权势者的耳边低声细语”。不过必须承认，经验判断的分歧尽管可以诉诸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解决，但是归根结底，这些分歧还牵涉到每一个人的道德直觉以及每一个人的道德理想，而这也正是道德分歧和政治分歧的根本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汀阳最近完成一本书，书名很好玩，叫做《坏世界研究》。政治哲学显然不仅是要去研究坏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去思考如何在这个坏世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好世界，或者不那么坏的世界。因为，我们孜孜以求的不是“一个人事实上是如何生活的？”，而是“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换言之，我们希望过一种正确的或者美好的生活，而这是属于“规范性研究”或者“理想性研究”的范围。

大陆的新权威主义代表人物吴稼祥不久前撰文《从新权威主义到宪政民主》，他的基本结论是新权威主义并非一个政治理论，而是一个政治改革的方案和策略。这个自我辩护非常之有趣，我们不好妄加揣测作者背后的动机。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我认为吴稼祥的观点揭示出政治哲学考虑的一个核心面向，也即从当下的经验现实到理想的规范目标之间，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实现它？经验性的事实、理想性的目标以及可行的路径，这三个因素相互制约又彼此支撑，只有找到最为合理的平衡，才可能生产出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知识成果。

最后一个问题，政治哲学的言说方式。在进入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长篇引用休谟在《人性论》第三卷开篇的一段话：“一切深奥的推理都伴有一种不便，就是：他可以使论敌哑口无言，而不能使他信服，而且它需要我们做出最初发明它时所需要的那种刻苦钻研，才能使我们感到它的力量。当我们离开了小房间、置身于日常生活事务中时，我们推理所得到的结论似乎就烟消云散，正如夜间的幽灵在曙光到来时消失一样；而且我们甚至难以保留住我们费了辛苦才获得的那种信念。在一长串的推理中，这一点更为显著。”

如果休谟的这个判断是对人类理性以及哲学论证之限度的正确描述，那就迫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旨在改变人们的性格与行动，那么传统的理性论辩和论证的方式是否真正有效？如果在这个时代，“大部分人们似乎都一致地把阅读转变为一种消遣，而把一切需要很大程度注意才能被人理解的事物都一概加以摈弃”，那么当代英美政治哲学那些技术化的、长程而且复杂的理性论证与推理就真的只能面对专家学者，而与普罗大众无缘。这是一个相当纠结的难题。我倾向于接受伯纳德•威廉斯对于苏格拉底工作的一个基本判断：对于“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基本的生活问题，学院式的专题化研究很难给读者提供一个真正能够导致行动的答案，除非像苏格拉底所相信的那样，读者本人认识到这个答案其实是“他本人赋予他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