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的革命与爱情（第4/15页）

一个多才多艺的书生，一个风华绝代的小姐，在一个烽火狼烟年代的邂逅相逢，几乎注定要像星球相撞一样，开始他们乱世佳人的孽缘。那一年，他们也都才十八九岁啊。初初萌动的春心，放在国破山河之下，仿佛预示着他们破碎的今生。

最初的接触自然而然，每夜的练习结束，美女需要护送。而大伯那时据她说——长得像她的哥哥——这一最初的主观印象，构成了女孩的安全感。以后则是“青救”组织去工厂农村作宣传，他们成了最佳的搭档。她能歌善舞，他是最好的伴奏。他口才极好，她成了演讲时最鼓舞激情的听众。在那个大时代，多数的革命爱情都基本类似，我毋庸重复那些对他们而言感天动地的细节。他们相爱了，这一点难以置疑；而具体达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只能想象，在那个还比较封闭的年代，对于两个有教养的青年来说，肯定是要压抑着许多情愫。更何况战云密布，家国碎裂在即，更大的乱离正在等待他们，谁知道今生的聚散还要经受怎样的磨难。他们只能像多数理想青年一样，暂时埋下火种，徘徊在最后的缘分门前，等待着河山光复之后的大地花开。

六

“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100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膨胀起来，成为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只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社团；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

用许多红色小说的话说——1938年的大伯，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事实上，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个体的人在组织中，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

书生大伯也是宣誓过的人，监誓的还是著名的女党员许云大姐；而许云的丈夫何功伟也是著名的书生报国的人——他果然忠实于他的誓言，在20世纪40年代被陈诚判处死刑，杀害于我的故乡恩施。至今他的青冢还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园，陪他一起长眠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刘蕙馨。在当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读书种子，是人中龙凤，他们为何会选择起誓，要去从事一件确实违背当时政府法律的危险事业呢？那么多的才子才女要去造反革命，他们并非热衷于杀人越货的人啊？

若干年之后，我和大伯漫步于珞珈山的密林草径中时，我向大伯提出了这一疑问。他苦笑着告诉我——人除开生命本能之外，还有更高的精神本能，这种本能就是追求自由。西哲说：不自由，毋宁死；讲的就是精神自由的价值大于生存。我们那一代人，许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继承而来的国家体制，是违背现代宪政的“三一律”——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当基本的人权都要被这个政府所钳制时，如果有另外一个党打出“要自由民主，要结社言论自由”的口号时，你说它能不吸引我们这些爱国哀民而又轻身躁进企图改造社会的理想青年吗？无数优秀的先驱真正为此理念抛了头颅。

七

武汉会战是惨烈的，所谓水陆空齐上阵，血流漂橹，那都是大伯和王冰松亲眼目睹的。有一天，他们正在帮助抢救国军伤员，敌机来袭，他们刚好抬走那个战士，一个炸弹就在那里炸下一个深坑。他们没有受伤，却也真正吓坏了，他们开始要面对和思考必将到来的失守和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