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千古文人侠客梦》（第2/3页）

《快意恩仇》一章对“嗜血欲望的道德审视”的确深刻精彩，但把行侠主题归纳于“平不平——立功名——报恩仇”的三变，也似过简。这一框架迫使作者不得不把武侠小说中的佛法和爱情等内容的作用说成是“消解恩仇”或“扩大恩仇的含义”，而实际上在好多武侠小说中，恩仇是客，佛法、爱情是主，不过借恩仇谈情说法而已，剥去其恩仇、打斗的外衣，与一般小说无异。这也许是作者过高估计了武侠小说作家们的“专业意识”。

《笑傲江湖》一章拈出武侠小说的三大典型场景，曰悬崖山洞、大漠荒原和寺院道观。而我以为所谓“典型场景”并不能专凭与其他类型小说的比较来判断，而亦应考虑一般读者的最深感受，如想到武松，除景阳冈外，还必须想到狮子楼、十字坡、飞云浦、鸳鸯楼。武侠小说中许多最激动人心的场景并非是上述之处，如“大雨商家堡”、“大战聚贤庄”，胡一刀与苗人凤在客店中比武五日，天山童姥与李秋水在冰窖里性命相搏，萧峰于小桥上一掌误毙心爱的阿朱，张翠山夫妇在小舟上苦斗疯癫的谢逊，还有《碧血剑》中李自成与吴三桂在小屋中一决雌雄，《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李寻欢与上官金虹在小屋中决断生死，等等。所以，典型场景的论述角度似应再斟酌详定。

《二十世纪武侠小说》一章不同意新派、旧派之说，认为区分新、旧是“出于地域和政治”的考虑，而不是由艺术把握的需要，认为“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其基本精神和叙述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将这七十年的武侠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但是后面却在若千处指出了一些新、旧之间的重大差异，如《仗剑行侠》一章指出新派武侠小说从“内功”入手，“大大拓展了俠客的打斗能力及打斗场面”，“于打斗中显示中国文化精神”。《浪迹天涯》一章中指出真正将孤独“作为徽记赠给侠客，确实是在50年代以后”，“重新注意侠客摆脱束缚追求个性自由，以至否定任何规章制度的放荡不羁，是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家的一大贡献”，等等，难道这些不属于“基本精神”？不算是重大的艺术性质的变化？在我看来，正是武学境界、文化精神、哲理内涵、孤独意象、名士风度、现代爱情观及象征意义，构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独特风貌，只要从接受群体的角度考虑一下，就会发现正由于此新派武侠小说的读者无论在文化层次上还是迷人程度上都是旧派武侠小说所无法比拟的，而这只从小说的叙述方式上着眼就未免难以周全了。

以上几点问题，也许是“类型研究”框架本身的局限所造成，不能求全责备。但我总觉得，这与作者进入“对象”的心态有极大关系。学问做大了，常有“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之感，有时就顾不上“对作者的信任和对所研究主题的热爱”，白刀子进去，出来的还是白刀子，学问做得没有血肉气，在干净利落的同时不免让人有“隔”的遗憾。定位俯视的研究视角，有时也未免把一些对普通接受客体很有价值的东西看得淡了。如作者对武侠小说中的佼佼者只承认“其中确实渗透着人生哲理”，却断定“思想说不上深刻”，这一点很难服人。包括雅文学作家在内，恐怕说不出哪个人思想比金庸还要深刻。金庸自称是一个“讲故事”的，那不过是大俠风度的自谦，金庸作品本身就有一种傲视千古的凛然正气。他对人性的开掘何止是“随大流”？小说类型似乎限制不了大作家。很难说《复活》、《红与黑》、《子夜》、《百年孤独》的思想就比《笑傲江湖》、《天龙八部》、《七剑下天山》、《鹿鼎记》深刻。学术距离与欣赏距离到底保持什么关系为好呢？作者很赞赏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所说的“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先“以旧眼读旧书，以新眼读新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