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我把每一件作品都当作写给人类的遗嘱（第3/12页）

我的第四个阶段，就是到西安。西安比延安大，比新疆的阿勒泰也大，比我那个小村子更大，在这个地方我吸收了很多的文化和学养。西安这个地方是古都，它有很多的文化积淀，这是别的地方不能比的。西安在世界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有一千多年是世界的中心。这一千多年中，世界西方的首都是罗马，世界的东方首都是长安。它在历史上就是舍我其谁，是农耕文明建立的最大一座都市，一个大堡子。我在这里接触到、吸收到很多的营养，陆续写了包括《大平原》在内的5个长篇，8本散文集。

当时写《最后一个匈奴》时我还是在报社，后来到文联去当副主席、代理主席，我去了以后不适应，哎呀，一天吃喝拉撒睡都要我管呢，我也不善于管，我说怎么能让我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来干这个事。后来我不干了，他们派我去黄陵挂职，后来有人说是陕西第一批挂职作家，那也不叫第一批，那柳青他们才算第一批。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一批。我挂职到黄陵县委做副书记，在那挂职了三年，《最后一个匈奴》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完成的。到西安后在省文联，省上又派我到西安高新区去挂职。当时我去了要对方方面面有个交代，让人家说是折腾了这么大，原来是想拉一泡屎，结果努了半天放了一个屁，呵呵，老百姓的话嘛，所以我一定要对得起方方面面。在挂职期间我接触到了很多的企业，看一下人家是怎么运行的。后来看到很多企业家，当代英雄呀。挂职完后第二天，我就背个包包到丰庆公园，包里装一沓稿纸、一支笔、一瓶墨水、一包烟，一个茶杯，去占一个石桌子，坐在那里写作，整整写了一年。每天在那里写着写着，累了抽支烟，公园里的人也不知道这个人在这里干啥呢，我看着孩子们在那里游戏，老人们在那里做健身活动吧。我觉得自己写作也是苦难的东西，但是也觉得很充实的。到了这个份上了，文学对我来说，和当年那种青春激情还有些不一样。现在纯粹是一种崇高感吧，就是要为中国的文学做点什么。中国的小说艺术，现当代小说艺术经过一百年的努力，迄今还没有一部作品在世界上，进入西方的主流社会，动摇西方主流社会的根基，没有一部作品。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努力，能不能达到是一回事，但是我一定要努力。

在“5·12”四川地震那天，我在公园写到12点回来，我老母亲给我做了一碗面条，我吃完后去睡觉。我一般中午都睡会儿觉。正睡得迷迷糊糊着，地震发生了。楼摇晃得很厉害的，整个的摆幅有一米，我当时就抱着墙柱子，我母亲就从我身后抱着我的腰，夫人就四肢着地，爬到门口把门打开，我和我夫人把老母亲搀着，从十八楼跑到一楼，跑到公园。下午余震不断，楼还继续摇，我就不敢在家里呆着了，背了个包，又去了丰庆公园，还在那个长凳子上写作。到了晚上人家说还要余震，我作品已接近完成了，我说这个不行，如果我真要发生不测，这书不就是出不来了吗？我把这书稿用大信封一装，写上：高建群著《大平原》，然后给北京的责任编辑，还有亲戚朋友们打电话，我说如果这个楼房倒塌了，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稿子挖出去，让它出版。最后终于咬着牙把这个书完成了。出版界给这个书很高的期许，责任编辑叫韩敬群，也是十月文艺出版社常务副总编，他说的是，这个书也许显示了中国文学有可能达到的一个高度。

艺术家请向伟大的生活本身求救吧

黎峰：近些年来，我感觉我们一些中老年作家不太活跃，很少看到他们新的作品。这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写作题材在农村、在过去的那些时代，而现在处在这个网络化的时代，跟那些官场小说、情感小说、职场小说，还有穿越小说等等时髦的题材比起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不是他们畏惧于自己写作上的平淡，怕突破不了自己以前的作品而晚节不保，因而也就不写了？你曾经给一个朋友说过，因为自己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受过系统训练，总觉得才疏学浅，所以写每本书时，总是倾注全部心血，想要写出满意之作，但往往“言不达意”。你在《走失在历史迷宫中的背影》里，还有一句话：“我每有新得便大声疾呼，激动不已”，我想这是不是你保持着写作的激情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