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第2/7页）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奥吉·马奇历险记》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亨利·詹姆斯也从欧洲回到了纽约，并且在极度不安之中找到了新的角色。在一九〇七年出版的《美国游记》里，“在和不可思议的外星人分享美国意识的神圣以及美式爱国主义的自我隐私”时，他记录下了自身那种厌恶的感觉（我的烦恼）。在下东区，他看到了“以色列那艰难的闪光点”。皇家咖啡厅里聚集了一群只讲意第绪语的作家和艺术表演家，他发现自己就身处这样一个时下流行的“类似刑讯室”里。于是他扪心自问：“谁真的能够知道，无论条件如何，以色列的天才们确实可以或者无法‘胜任什么’呢？”在表达情感和敏感话题时，大师们从不会语塞词穷。奥吉·马奇这个人，一开始就大胆而豪迈地采用了“美国人”这个称号，这也让他的后代们知道，天才们将“准备完成什么样的大业”。

索尔·贝娄，也被取名为所罗门，于一九一五年在横跨魁北克省的拉欣边界出生。（拉欣是由一位有着哥伦布般头脑的法国军官命名的，他曾经接受派遣，前去找寻中国。而且他还声称，自己已经找到了中国。）贝娄的父母带着当时还是婴儿的他，偷偷地穿越了五大湖，抵达美国。而他对自己非法移民的身份却始终蒙在鼓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想报名参加美国武装部队的时候，才得知自己的非法身份。当局于是把他遣送回了加拿大，并且要求他再次申请才能入境——实际上也就是让他一直在境外徘徊。此外，《奥吉·马奇历险记》这部作品不仅让贝娄挥别了自己幼稚的童年，而且也让他告别了自己早年的那两部小说：《闲逛的人》（1944）和《受害者》（1947）。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为了挑衅美国人，这部小说从未对同化和遗忘进行过赞美。作为一个热血青年，贝娄用意第绪语创作并表演了一个单人模仿滑稽剧，用来表现“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同时他还一直清醒地保持着自己是个俄国人的潜意识。他给欧文·豪提供过帮助，也曾协助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完成了《党派评论》的首次翻译。后来，他甚至还和后者一起分享了诺贝尔奖。《奥吉·马奇历险记》的另一大成就，就是带领意第绪语走出了“刑讯室”，甚至还走出了犹太人隔离区，同时也让它在伟大的美国语言之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和不可分割的要素。我们中有些人继承了兰尼·布鲁斯、沃尔特·马修、伍迪·艾伦和菲利普·罗斯的精神，他们都认为意第绪语是本国语言中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这当然也包括那些语言教师和语言设备。但是直到一九五三年，意第绪语依然没有获得丝毫名分。

就在这前一年，贝娄的那些伙伴们，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思想家和谋略家聚在一起，率先决定举办著名的《党派评论》研讨会，其主题就是“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在那些岁月里，也就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的那些老兵——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他们都在探究：自己是否会永久地坚持反对的意见，改变这种观念的时机是否还未成熟。当时既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也有人持保留意见，但是总而言之，那些原来“遭到边缘化的人”，现在都可以作为美国合法收养者的儿女畅所欲言。至于那些特立独行的人，包括欧文·豪和戴尔莫·施瓦茨，他们并不相信，自己将会亲眼见证一个因循守旧时代的来临。但是，《奥吉·马奇历险记》这部表现书呆子的小说，竟然也能够在文学和商业上同时获得巨大的成功，这极大地震撼了那些评论家们，施瓦茨也对此怦然心动。他开宗明义，言简意赅地评述了这部小说：“索尔·贝娄的这部新小说是一种新颖的书籍。”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并将它与马克·吐温和约翰·多斯·帕索斯那些最伟大的成就相提并论，而该书的精华，即语言和风格，也迅速地吸引和触动了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