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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待在家里,脸上带着犹豫的神情,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他看着自己的意志在两个选择间摇摆,一个是花些时间自己做饭,这不过意味着打开罐头,将食物放到火上加热;另一个是出门到附近的饭馆吃饭,在那里,他因表现出对菜单极度缺乏兴趣而闻名,这并非出于一位难于取悦的顾客的狂妄,而是出于冷漠,出于心不在焉,出于必须从那简短而过于熟悉的菜单上选择菜品的踌躇。他从学校带了功课回家,因此不出门显然更加方便,那是学生们最新的练习,需要细心审阅和批改,每当这些作业危险地与所教授的事实相龃龉,或者在其诠释里纵容了过多的自由。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受命教授的历史仿佛一个盆栽,需要不时削剪它的根茎使其不能生长,它是时空巨树以及其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一座幼稚的微雕,我们看到了,我们注意到尺寸的差异,并且仅止于此,却肤浅地略去了其他同样显著的差别,比如,没有飞禽和鸟类,即便一只小小的蜂鸟,会在盆栽的枝条上筑巢,如果,在它微弱的阴影里,假设它有足够的枝叶可以提供阴影,一只小蜥蜴能够寻求到庇护,很有可能这爬行动物的尾巴尖要持久地翘着。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教授的历史,他知道,在被问起时也会坦率承认,具有大量“翘起的尾巴”,有一些还在晃动,另一些缩减成起皱的皮肤包裹着一小排松弛的椎骨。他记起和同事的谈话,心想,数学来自另一个理智的星球,在数学里蜥蜴的尾巴们不过是些抽象物。他将试卷从公文包里抽出来,整齐地叠放在书桌上,他同样也将《捷足未必先登》的碟盘取出来,这是两项今天夜里需要完成的工作——批改作业、看电影——他估计要做完两件事时间是不够的,因为他没有工作到深夜的习惯。批改学生作业并不是件性命攸关的事,看电影就更不是了。最好是继续阅读已经开始阅读的那本书,他想。从浴室出来,他走到卧室里脱下外衣,换了鞋和裤子,在衬衫外套上毛衣,因为不喜欢露出颈部,他让领带留在脖子上,然后走进厨房。他从储藏柜里取出三罐不同的食物罐头,仿佛不知道如何做决定似的,他求助于一首古怪的,几被遗忘的儿时谣曲,把自己交给偶然性,这支谣曲在童年岁月里从未为他赢得过想要的东西,曲子是这样念的:um do li ta, era de menda, um sulete colorete,um do li ta。胜出的是红烧肉罐头,并不是他最想要的,但他觉得最好不要跟命运作对。他在厨房里吃饭,就着一杯红酒咽下食物,吃完以后,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对着三块面包渣又哼起了那歌谣,左边的一块面包渣代表书籍,中间的代表学生作业,右边的代表电影。《捷足未必先登》赢了,显然要来的必然会来,而且来得气势凶猛,永远也不要和命运争梨吃,它会把熟甜的吃掉,把青涩的留给你。这是人们经常说的话,而且,因为人们经常这么说,我们便毫无争议地接受了它,而我们作为自由人的责任却是积极地质问那专横的命运,它不知出于怎样邪恶的意图,决定了那枚青涩的梨是电影,而非学生作业或者书籍。作为一名教师,尤其是作为一名历史教师,这位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只需想想我们刚才在厨房里看到的那一幕,将切近的未来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交给了三块面包屑和儿时的一段毫无意义的鹦鹉学舌——这位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给命运交托在他手里的少年们,无论是这种还是那种命运,上了极坏的一课,不幸的是,这篇叙述没有空间预测一位教授在学生们年轻心灵的成长里起到的有害影响,所以我们在此掷下话头,只希望这些年轻的灵魂在人生的路途上,有一天会遇到完全相反的触动,这触动将解放他们,也许是在最紧急的关头,解放他们于此刻威胁着他们的荒诞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