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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是我们当中最有希望让父亲夙愿得偿的一个。他是个热忱的自然主义者。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因鉴别出了一种极其稀有的毛虫而登上了《昆虫学家名录》。在查特豪斯公学的最后一年，他拿到了生物学奖。如果不是战争让他的人生轨迹受到了干扰，接下来他很可能会成为班克森家族第四位剑桥导师。至少我们家人都这么认为。父亲本应从约翰身上得到些安慰，而马丁则可以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可约翰却不愿伤害他研究的那些生物，对鸡蛋、豌豆、细胞，还有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胚质，他并不感兴趣。真正让他感兴趣的是甲壳虫身上长着三个关节的腿，以及繁殖期过后野鸭会换上暗淡无光的羽毛。他最想要的是到户外去摸爬滚打。没必要再对约翰发牢骚了。他已经不在了，他的潜力，以及他从罗西耶尔的战壕的硬土壁上挖出化石后发出的欢呼声，也都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安慰父亲，缓解约翰的死给父亲带来的伤痛，马丁开始试着攻读生物学、动物学和有机化学。而诗歌和剧本之类，他只在闲暇时才偷偷碰上一碰。可他却成绩不佳，甚至差得可怜，最后他不得不跟父亲实话实说。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文学创作。父亲自己也嗜书如命，酷爱艺术。他带我们去大英博物馆和泰特美术馆。在我们年幼的时候，他常常在晚上给我们朗诵布莱克和丁尼生的诗歌。然而他并不认为普通人能创造出艺术来。艺术与众不同，它是一种变异。它并不基于人们的意愿而产生。他觉得，一个人，一个资质平平的普通人，无论他在艺术上花多少时间都无济于事。而科学却不一样，科学需要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即使是资质和受教育程度一般的人，也能在科学领域找到立足之地，推开挡在知识周围的藩篱。科学需要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也需要一大批普通士兵。他的这一信念坚如磐石，任谁都难以撼动。在约翰死后的短短三年中，马丁和父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并不都清楚。我一直在外面念书，先是在瓦尔登公学，然后是查特豪斯。但我相信他们俩互相写过很多信。“你父亲又收到马丁的信了。”母亲在给我的信中常常会提这么一句。她没多讲，可那句话意味着马丁的信又一次让父亲大为光火，所以他让母亲给我写信，显得他很忙，有事脱不开身。母亲从来只会跟父亲站在一边，即使在父亲死后也是如此。尽管这样，对他们父子间的这场争论她也越来越感到厌烦。

我在寄宿学校那些年曾多次遭遇死讯。十二岁那年，我在拉丁语课堂上获悉了约翰的死讯。当时，学校里有很多小孩都接到了他们兄弟战死的消息，校方最后都懒得把人叫出教室再告知了。你会收到一张字条，是用副校长专用的黄色信纸写的。字条上说，如果需要，你可以离开教室。但即使是我们当中意志最为脆弱的人，都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自己的软弱。所以我留在了课堂上，老师在继续讲课，同学们仍在自顾自地低头忙碌，没有谁哪怕看我一眼。那种时候你并不想哭，至少一开始不想。你的感觉更像是身上被浇了乙醇，就是我们在家里用来麻醉昆虫的那种东西。要到晚上你才会哭，因为身边其他人全都在哭，整屋整屋失去了兄弟的孩子们在黑暗中哭泣。“眼泪不是流不尽的，我们的已经流干了。”在所有战争诗人的作品中，这是我最为钟爱的一句。

即便如此，我的心还是变得麻木起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重新有感觉。

那是在查特豪斯公学最后一年的春季学期，有一天，有人过来把我从教室叫出去，带我去了校长办公室。他告诉我，马丁开枪自杀，死了。而我父母的意思是让我完成那个学期的学业再回家。马丁是在约翰生日那天自杀的，他特意把地点选在皮卡迪利广场上的安忒洛斯雕像下面。事后做了尸检，也开了听证会，他的照片还上了《每日镜报》的头版。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自杀事件，也为人们攒足了谈资。可那都是背着我，当着我的面，谁也没提过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