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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的叔叔说过，三分饥寒是家底。他真正的家底是酒精，他可以穿得少、吃得差，但每天必须喝二两高粱酒。后来叔叔自己都承认，他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修正主义。婶婶不给他喝酒，他溜出去喝，而且必须把前面损失的家底补回来，这样他一次就能喝四两、六两、八两。有一天，叔叔喝得太多，死了。他在沟边躺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被清洁工人发现。有人说他脑溢血，有人说他是被自己呕吐出来的东西呛死的。水生到太平间里摸了摸叔叔的手，冰凉的，头发花白，像结了一层霜。

婶婶说：“陈家很多人都死不见尸。你叔叔有一具尸体，就算是好死了。”

叔叔以前说骨灰撒到江里去，其实口是心非，完全瞎说。他真正的心愿是葬回乡下，但乡下什么都没了。婶婶说：“你的爷爷奶奶，还有远房亲戚，都葬在石杨附近的山上。”

水生把叔叔的骨灰坛扎在一块麻布里面，抱着过江。江面开阔，船甲板上蹲着很多农民，并一些知青。农民仰头看天，舔着嘴唇，知青们趴在船沿看江景，低声说话。渡轮上一辆卡车押着几个犯人，民兵背着刺刀步枪站在一边，这都是去石杨的。水生走到船首，看那儿浪起浪涌，心里惶恐，下一次烧锡箔，大概要准备四个袋子了。船一落岸，卡车率先开出去，后轮照例扬起尘土，像一头摇摆横行的巨兽渐渐消失了。

到了江对岸就什么车都没有了，水生跟着人群走了一阵子，渐渐地人群也分散了。有两个知青说他们是去石杨的，水生和他们结伴。知青说：“你是去送被子的吧，家里谁在吃官司？”水生说：“倒是有一个同事在那里。”知青问：“什么罪？”水生说：“破坏生产罪。”知青说：“我们连里也有一个破坏生产的。想请假回家，干部不答应，他就把镢头弄坏了四根，一根一年，判四年。”几个人闲聊着一直走到中午，知青们指指远处，看到些瓦房，一座瞭望塔。石杨到了。知青们说：“这里离劳改场还很远，你到镇上再问路吧，我们回队里去了。”

水生独自走到镇上，找到一口井，自己提着吊桶打水喝了，听到高处有人喊他。水生抬头，原来自己就在瞭望塔下面，塔上一个人伸出脑袋，居高临下喊他：“水生，水生。”是远房表哥土根，之前就约好了的。土根从瞭望塔上爬下来，拎起一根镢头说：“走吧，我们去埋骨灰。”

两人上山。土根问：“表婶怎么不来？”

水生说：“生病了。”

土根说：“我听说表婶改嫁了。”

水生说：“不要乱讲，没这回事。”

土根说：“水生，我走不动了，我没有吃早饭。”

水生说：“乡下人吃什么早饭？”

土根找了块石头坐下来，说：“我真的走不动了。”

水生从口袋里摸出一角钱，给了土根。土根说：“现在我又走得动了。”两人走了一段山路，土根说：“我又走不动了。”水生暗暗摇头，又给了土根一角钱，土根又站起来走了。土根坐了五次，快走到山顶上的时候，土根说：“不好，我们就要到了。”

水生说：“我也走不动了，你不要带我绕来绕去了。要多少钱直说吧。”

土根说：“怪只怪表叔，非要埋在山顶上，如果埋在山脚下，五角钱就够了。现在我想要一块钱。你刚才一共给了我五角，再给我五角就够了。”

水生说：“我本来打算给你两块钱的，但是要等叔叔落葬好。”

土根听了，一屁股坐在地上说：“我想要两块钱。”

水生说：“我们是亲戚，你不能走一段路就讹我一角钱。”

土根说：“乡下人穷啊。我有三个小孩，两个还光着脚，只有一个小孩有鞋子。以前表叔活着的时候，我带一把菜、几个鸡蛋到城里看他，他给我两块钱，拉我去喝酒。有时候我没有菜，没有鸡蛋，他也给我两块钱。现在表叔死了，我只有你一个城里亲戚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住在哪里，你要不要菜，要不要鸡蛋。”土根说着抹了一把眼泪，“表叔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