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第3/9页）

我问他：“从什么时候起你想当演员的？”

他说是从十几岁，到了贵州，文化革命已经开始了。

他说：“那时我在凯里师范附小上初中班，当时叫‘戴帽’中学，因为我讲的山东话接近普通话就被选进了宣传队。宣传队经常到这儿到那儿去演出，好玩，手捧‘红宝书’在台上唱啊跳啊，开心。最重要的是，走到哪儿都受欢迎，都让人家看得起，受尊重，我感觉着真好。演完了大伙鼓掌，还有人说你们看哪，这就是谁谁家的孩子，连我父母脸上都有光彩，受人尊重了。那时因为我父亲被打倒，我们全家人都让人看不起，常受欺侮。因为我，父母觉着荣耀，因为我，我的父母让人称赞让人羡慕，我心里真高兴，才知道什么是骄傲。被人尊重那感觉真好，心里的怨恨和委屈都变轻了，觉着所有的人都亲近了，那感觉比什么都好。说到底最初想当演员就为这个，为了受人尊重，为了让我的父母骄傲。”

这时我感到，在我与李雪健互不相识的几十年中，我们一定有着什么联系。我走上写作之路的最初动机（我在一篇散文中写过），几乎和他想当演员的最初动机完全一样。这动机固然算不得多么辉煌高尚，但它真切。在那个人与人斗“其乐无穷”，斗得所有人的尊严都遭受轻蔑的年代，这动机是人的希望最为珍贵的一点点保存，这中间饱含着对爱的渴望与呼唤。

李雪健说，他爱贵州，他在那儿成长、成熟，永远思恋那儿的山山水水、那儿的草木、空气、那儿的人……

我问：“为什么？”

“爱，这东西说得清吗？”

我说：“你想不想出国？”

他说：“想，出去玩玩谁不想？开开眼。可我还得回来。”

“对不回来的你怎么看？”

他说：“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和处境，各人有各人爱的方式。我只是说我自己。我只是说人得爱，人得享有爱，否则不好办。”

他说：“我也羡慕有些地方的生活，住房也多也好，有钱，有汽车。”

他说：“但最多那是羡慕。羡慕也不是坏，别人有的好东西你也想有，所有的好事、好运气你都想摊上，这正常。但羡慕和爱是两码事，弄混了可就麻烦。”

三、李雪健与《焦裕禄》

写下这个标题之前和之后，我都犹豫很久。我原想避而不谈《焦裕禄》，躲开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容易超出谈论艺术的范畴，难免涉及一些我不大熟悉的领域和一些我不大弄得通的逻辑，譬如说艺术和政治的关系。

李雪健说：“艺术源于生活，我们的生活里几乎处处牵扯着政治，所以艺术脱离不了政治。”

我同意他这看法。其实很久以来就有一种理论，认为：完全脱离政治的艺术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的和不存在的。依我看来，这理论至此已告圆满。但与这种理论同时，却生出了对脱离政治的艺术的批判热情。这就令人费解，反对一种不可能和不存在的东西岂不奇怪么？奇怪之余我慢慢看见，譬如‘四人帮’的这类批判热情，既没创造出好的政治，又使得艺术近于毁灭。为什么？其实“四人帮”只希望一切都不脱离他们的狭隘目的，结果他们最脱离生活。

李雪健说：“确实，脱离生活就不可能有好的艺术。”

我说：“那么艺术的逻辑就完全可以更简单一点儿——追求艺术的完美。这很可能就够了，因为凡是好的艺术，原就意味着不必担心任何的所谓脱离。我还相信，好的艺术必与坏的政治不能相容，比如四人帮时期就难得有好的艺术，而改革开放以来好的艺术作品就越来越多。好的艺术和好的政治，必是要么共生，要么共灭。什么是好的艺术？我想既然不能由谁来事先指定；所以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当然不是一百家都唱一个腔调，百花齐放也不是说一种花让它开一百朵，地上要是没有各种草，天上要是不飞着各种鸟，也势必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