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在通史中的地位（第5/8页）

〔12〕，音乐保持了它的崇高地位。圣托马斯·阿奎纳〔13〕认为音乐在七项审美艺术〔14〕中位居第一，是人类文明的学科中最高贵的一科。各地都在教授音乐，公元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之间在夏特尔出现了一个既重实际又重理论的大音乐学派。十三世纪的图卢兹大学已拥有一名音乐教授。在十三、十四世纪的音乐王国之都巴黎，人们能从大学的教授名单中读到那时最著名的音乐理论家的名字。音乐同算术、几何和天文学一样，在四大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那时它是一门类似科学或逻辑学的学科，至少表面如此。十三世纪末，摩拉维亚的耶罗姆的话清楚表明了那时的美学观与现在不同。他说：“创作出优美音符的首要障碍是心灵的悲伤。”贝多芬对此会做何感想呢？对那时的艺术家来讲，个人感情似乎是艺术的障碍而不是激励；因为音乐之于他们是同个人无关的东西，它首先要求一个井井有条的冷静思维。然而，音乐的力量在这个它最具学术性的时期达到了极至。毕达哥拉斯〔15〕的专制权威，由包伊欧斯〔16〕传至中世纪，除了他的权威之外，还有许多原因造成这种音乐上的惟理性主义的统治；道德上的原因应归咎于时代的精神——那个时代更注重理性而不是神秘，更喜好争论而不是相信神启；社会原因应归咎于思想和权力的习惯性结合，它把一个人独创的想法同所有人的想法连接起来——例如，经文歌中不同的旋律与不同的歌词被毫无顾忌地结合在一起。最后是技术原因：必须付出繁重的劳动才能使庞杂而不成系统的现代对位学形成起来，这就像先将一尊塑像的形态雕成，然后等着生命和思维进入其中。为此人们不得不付出艰苦的劳动，结果在技术上造成音乐理性主义的产生。但是，紧随这种学院派艺术而来的是精美的骑士诗歌，后者具有浪漫的柔情，焕发着生命活力，具有准确无误的流行性。

十四世纪初，意大利人感觉到了从普罗旺斯吹来的一股气息，这是文艺复兴的第一个暗示。黎明的曙光已经照耀到与但丁、佩脱拉克〔17〕和乔托〔18〕同时代的佛罗伦萨和巴黎，一种新艺术传遍了欧洲。到十五世纪初，这种艺术丰满的声乐和逐渐展露头脚的器乐都有了很大收获。源于世俗音乐的自由精神开始被教会艺术吸收并同化。到十五世纪末，音乐的光芒可以与这个欢快的年代其他艺术相媲美。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文献或许具有史无前例的丰富性。在绘画上十分显著的弗兰芒人的优越性在音乐中甚至更加明显。弗兰芒裔对位学大师遍布欧洲各地，是其他所有民族的音乐领袖。法兰西人和弗兰芒人统治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罗马。他们的作品具有宏伟的音乐结构，主题和旋律非常分散，有一种丰沛的美，尽管乍听之下它们似乎更注重形式而不是表情。十五世纪下半叶之后，在其他艺术领域中能感觉到的个性主义开始在音乐界觉醒；个人情感获得释放；音乐开始回归自然。有关若斯坎（Josquin），（比利时作曲家）葛拉瑞安（Glareon）写到：“没有人比他更出色地在音乐中表达心灵的激情。”文森佐·伽利略〔19〕称帕勒斯特里纳〔20〕为“那位大自然伟大的模仿者”。

在我们现代人眼中，再现自然和表达情感是十六世纪音乐复兴的特征；这似乎是那时的音乐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点。但是它并未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从那时起，音乐寻求精神真谛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取得了持续的进步。而真正激发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艺术产生幻想的是它的形式美，这种美永远无法超越，甚至永远无法达到同样的水准，亨德尔和莫扎特的某些作品除外。这是一个唯美的时代，因为美无处不在，与社会生活的各种形态水乳交融，并且同所有的艺术统一。没有哪个时代像查理九世的时代那样音乐和诗歌结合得这样亲密。陶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