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物

我也是个球迷，不过我从来没到现场看过比赛，也就是说，我只是个电视球迷。这可能与我的个性有关。我虽然对那个皮球也很着魔，可我不喜欢那种聚众狂欢或集体悲伤的场面，对体育场、大会堂、广场上的各种聚会、同声欢叫或哭泣，我总是有着一种说不清楚的畏惧。

1996年11月20号那场球，我自然也是在家里看的。当我拧开电视的时候，让蔡猛打赌获胜的那个吉祥物刚刚上场。坦率地说，我当时还以为它不是一条真狗。它那么大，光尾巴就有几米长，比大象的鼻子还要长，还要粗。当它爬到球场中央的彩车上的时候，它竟然直立了起来，前腿腾出来向球迷朋友和各位贵宾挥舞致意。我的妻子当时也看到了这个场面，当然她也以为那是人扮演的。当她看见它吐出长舌头，吻着身边的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忍不住夸奖了它一番。因为一时激动，她连粗话都说出来了：“操他（它）妈，他（它）演得可真像啊！”

那样一个情景确实让人难以忘怀。我记得彩车后面还跟着一支秧歌队。虽然当时天气很冷，但扭秧歌的姑娘们穿的还是比基尼泳装。她们扭的秧歌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延安时期的名剧《兄妹开荒》里的那种秧歌。坐在彩车上的狗，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扭秧歌的姑娘们抛上个飞吻。每到这个时候，现场的观众们都会狂呼乱叫。从电视上看，许多观众前额上的青筋都鼓出来了。后来，当裁判和双方球员进场的时候，狗又从彩车上跳了下来，与他们合影留念。

我真想找来这场球的录像带再看一遍。据说，这场球已经有了VCD光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记得球赛开始之后，电视镜头还在狗身上停留了几次。在球赛的下半场，狗没有再出现，我想那个时候狗大概已经去忙别的事了。不过，雁去留声，狗去留影，当镜头在观众席上扫过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在高唱《国际歌》，有些人在高喊“白痴”、“狗日的”，还有些人举着一撮毛在那里振臂欢呼——我想，那撮毛一定是从吉祥物上掉下来的狗毛。

我想，读者朋友一定能够理解我的心理：我是多么想见到那个狗杂种啊。有那么一段时间，这竟然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在曹拓麻被毙掉之后，我仍然想通过各种渠道，目睹到它的尊容。就像博尔赫斯（1899—1986）所说：“许多次的失败，消磨了我的好奇心和信心，但是我仍然以一种机械的动作寻找着它的脚印。”去年的7月15号我去费边家里玩牌的时候，在他家里遇到曹淇——就像我在《午后的诗学》和《喑哑的声音》里写到的那样，费边家的客厅很大，你在那里总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委婉地向曹淇提到了狗杂种的事，问他能不能帮我引见一下。刚过完瘾的曹淇，非常爽快，他说那还不容易，狗杂种多的是，你随时都可以见到。他的话说得如此轻巧，让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不过，他说完这话就不吭声了，我想这个二流子也不过说说而已，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但就在我们要坐下打牌的时候，果然有一只狗从费边的小客厅里跑了出来。它一过来，就径直卧到了沙发上——坐的不是羊皮沙发，而是木制的水曲柳沙发，因为那个扶手可以用来蹭痒痒。它一坐下就用遥控器把电视打开了。我整个看傻了。这期间，曹淇朝它走了过去，对它说，想从它那里换点零钱。像变魔术似的，狗将一把钢镚儿递给了曹淇。看着好个阵势，我嗫嚅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鉴于费边这里经常举行一些化装舞会，在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它可能并不是狗。但我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因为我看见了只有狗才有的动作——它将自己的一只后腿跷了起来，一边看电视，一边把尿撒到了沙发旁边的小痰盂里。它瞄得很准，一点也没有撒到外面去。撒完之后，它还弯着脑袋、伸出舌头将自己的那根慢慢回缩的生殖器舔了几下。那样一个从容的动作，我估计杂技师也是做不到的。不消说，尽管我看到的是那么真切，但我还是怀疑这是不是我无可奈何中的一种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