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医院

曹拓麻曾出访过日本，那是在1990年。他喜欢樱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现在，管庄区公安局大院的花圃里就有好几株樱花。那些白色或粉红色的伞状花，总让他回忆起那次美好而有趣的日本之行。后来，他被关到号子里的时候，他的一个部下曾送给他一枝樱花。那樱花还没有盛开，但一看到那钟形的花萼，他的眼睛就湿透了。

在那次日本之行中，当代表团乘车去奈良的时候，他们在车上互相给对方起着日本名字。其中的一个团员，因为老是开玩笑说想和日本艺妓共度良宵，就被曹拓麻命名为“路边一色郎”。曹拓麻的脸比较黑，人长得也很壮实，对方就叫他“黑山一雄”。曹拓麻曾向妻子提到过这两个有趣的名字。他万万没有料到，在当上了公安局长，有过几次艳遇之后，“路边一色郎”这顶帽子竟然戴到了他自己头上，而且首先给他戴上这顶帽子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孙惠芬（1962—）女士。

孙惠芬叫他“路边一色郎”（或“路边”）的时候，态度总是那么含混暧昧，既像是生气，又像在取笑，还像是撒娇。顺便说一下，曹拓麻还算是一个比较古典的人，他离了两次婚，又结了第三次婚就是个证明：虽然隔着篱笆就可以挤到鲜奶，但他还是想养一头奶牛放在家里。

这一天（10月19号）晚上，孙惠芬用桑塔纳接他回家的时候，她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进了门，她把拖鞋扔给他，让他换鞋，同时叫了他一声“路边”。见他既不换鞋也不吭声，只是站在那里发愣，她就说：“路边，事情不是已经过去了嘛。”这么说着，她就弯下腰替他解起了鞋带。她刚摸到鞋带上的活扣，他就一脚把她踹到了地上。垂手站在一边的保姆见到这个情形，就赶快上楼了。孙惠芬搂着一只鞋在地上坐了片刻，然后又像日本妇女那样爬了过来，要解另一根鞋带。

“我得去医院里住两天。”曹拓麻突然说。

济州市最有名的医院就是济州人民医院，这家医院的院长甘洌（1959—）博士是济州市许多重要（或者说关键）人物的医疗保健顾问，自然也是曹拓麻的“朋友”。10月20号早上六点多钟，天还没有亮透，甘洌博士就驱车来到了曹拓麻的寓所前。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孙惠芬把录音机打开了。当然不是要录音，而是要放出一点噪音，以防别人监听——在这方面，孙惠芬和曹拓麻都是行家。

明人不说暗话，甘洌博士上来就说：“曹局长，需要我做什么就尽管说吧。”曹拓麻笑了，他问甘洌：“博士，你听到什么风声了？”甘洌说他接到电话就赶来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上了车，曹拓麻简单地把晚上发生的事给甘洌博士讲了一下。甘洌听完之后，握了握曹拓麻的手说：“曹局长，你放心好了，你说的我一句也没听见。说吧，这次您想住哪个套间。”出乎甘洌的预料，曹拓麻说，他这次不想住高干病房了，只要是单间就行。

曹拓麻确实没住高干病房。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些新闻报道在这里犯了低级错误，说曹拓麻是在高干病房被逮捕的。我后来多次到过这家医院，甘洌博士还特意领我到曹拓麻住过的那个房间看了看。它位于住院部大楼二楼的电梯井旁边，房间里有三个床位，我去的时候，里面住着一个偏瘫的民工，一个患了脑溢血的教师。靠墙的一个床位暂时空着，那就是曹拓麻当时的床位。甘洌博士很坦诚地说：“当然，当时这房间里没住别的人。”曹拓麻的一个在商场工作的朋友在这里放了一台彩电，花店的人往这里送过几次鲜花，“除此之外，就和现在没什么两样了。”

顺便交代一下，小闵渊后来也住进了这家医院。10月20号，孟庆云的那篇文章见报之后，甘洌博士就驱车来到了120急救中心。和早上不同的是，他这次开的不是自己的桑塔纳，而是医院的急救车。正像后来在电视新闻里播放的那样，车上各种急救设施非常齐全，来的也不光是甘洌一个人，而是一个救护小组。甘洌的心真细，在来之前，他已经吩咐副院长要腾出一个高干病房，预备着接待小闵渊。副院长发愁了，说高干病房已经人满为患，无法再安排新的套房。甘洌没有搭理他，转而交代另一个副院长，要选几个模样俊俏脾气又好的护士，放在这里预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