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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到的“饭”，并不立即就倒进嘴里，而是集中起来，重新分配。他不仅带了算盘，还带了秤，把一家六口的饭食，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地分给大家。成年人三两，半大孩子二两，小孩子一两。严格按上级定量标准，不多给，也不少给。

旁人觉得姚算盘和娃娃计较，太过分了。多数父母都是把碗中的干货捞给娃娃，自己喝些稀汤。姚算盘的孩子偶尔以此为据，发泄不满时，姚算盘不生气也不动容，只小声地说句：“你懂个球！”

那些令孩子们羡慕的慈父慈母，因为吃得太少而病倒甚至死去，留下的孩子命运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姚算盘一直坚持背着他的秤和算盘，即使在食堂解散各家独自开伙，也没有变。每个人的粮食，严格按定量，大家都半死不活，但终究没有死去，并终于等来了困难过去的日子。

姚算盘后来还做过小生意，一辈子坚持，该谁多少谁就多少的原则，为此，一些与他合作而获利的人，都夸他为人有原则，绝不独占利益；而一些与他合作亏了钱的，则对他咬牙切齿，说这龟儿子死脑筋，一点都不让自己吃亏！

而往往，说这些话的，都是相同的一批人。有的，甚至两种话都说过。

农民赵四伯的教育生意

仲夏时节，农民赵四伯的儿子财娃考上大学，他是本乡乃至本县的状元，自然少不得要庆贺一番。众人欢天喜地的到赵四伯家的小院里来庆贺，赵四伯的几个戏友还把锣鼓家什抬了来，把能想到的历朝历代状元打马赴琼林宴的片段一一唱过。平日从不喝酒的赵四伯那天喝得烂醉，蜷在堂屋里的神龛下和列祖列宗们说了一夜话。

很快，录取通知书和入学缴费通知单来了，那薄薄的几页纸上写着一串串的零让赵四伯感觉非常沉重。他从床底下翻出多年都没用过的算盘，开始盘算起他的家底。

这几年风调雨顺，家中也没什么人得大病，养猪猪肥养羊羊壮，鸡鸭也是能吃会长又不害瘟。加之全家只负担一个财娃，家里还算有些积蓄。虽然比那收费单上要求的还差点，但与那些一分钱都没有拿着录取通知书比拿到亲人的病危通知书还恼火的家庭相比要好得多。用赵四伯的话说便是：人家缺的是整件衣服，而咱老赵只缺一只袖子了。

为了这只袖子，他开始在自家小院里来回转悠。他决定将猪和鸡拿去卖了。老婆认为猪离出栏还差些时日，恐怕卖不起好价钱。而鸡正在生蛋，卖了鸡就等于卖了生钱的机器。她建议，要么去借点，要么请几桌客庆贺庆贺收几个礼钱。

赵四伯是个好面子的人，借钱他是万万不干的。即或是他要借，村里比他家境好且能借出钱来的人也绝对不多。而摆酒庆贺这招也不灵，这些年，村里无论娶媳妇住医院生老病死都兴请客，请客也无非就是募几个钱。但请客本身也是要花成本的，赵四伯可不想像别家那样，摆一桌苕酒豆腐宴，请来一堆南瓜白菜。

在权衡了半天之后，赵四伯还是决定卖猪。因为卖完之后还可以再养。

这样，赵四伯成为本乡第一个不欠债就把儿子送入大学的人。

秋天，财娃走了。赵四伯送他出门时，既牵肠挂肚，又欢欣鼓舞。因为他知道，只需再过几年，今天他儿子消失的土路尽头将走过来一个体面的城里人，说不定他还会是乡长局长甚至县长……总之不管他是什么，他是咱儿子！

之后，赵四伯便开始更勤快地忙碌和劳作。他觉得，在远方那座自己从没见过的大城市里正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拖拉机在突突突地开垦着，而拖拉机的油箱，正需要自己输油过去。

邻居陈旺和廖狗儿对他每天不分白黑地劳作颇为不屑，时不时地凑过来劝他两句，让他悠着点，有时，为了扯起话头，他们还会骂骂城里人办大学办得贼贵，这不是安心挤咱的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