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4/9页）

虽然没有人关注，她每天必须在上午和下午各打扫一次厕所，然后还要拖两次楼道，除此之外，她还必须在编辑和记者工作之前抹干净他们的桌子和电脑键盘，并将桌下的垃圾带走。这些工作相对于仅有1.58米的娇小个头来说确实显得沉重了些。而且，相对于她一个月300元的收入来说，则更显得有些不近情理。但艳姐却从未因此而懈怠。因为来报社之前，四十岁的她在劳务市场碰了太多壁，她说，300元虽然不多，但总能贴补儿子在学校里的伙食费。像我们这样的人，有个事做就知足了。我的好多同事，恨不能求别人来剥削自己呢。

正因为有如此的心理准备，艳姐的工作让报社唯一一个关注她的人——行管科长点头满意，说请这一个清洁工比以往请两个还管用。

艳姐虽然没有因此而涨一分钱的工资，但有了这句表扬，她显得很高兴，她比原来更认真更勤快也更欢快了。这让那些每个月挣四五千元钱还愁眉苦脸的编辑记者感到不可理喻。

活儿再多也有做完的时候，做完活的时候是艳姐最难受的时候，她本可以坐下来看取之不竭的报纸，但总觉得不适合自己的身份。她曾经还带过毛线偷偷地织，但在行管科长不经意地看到一次之后，便再没织过了。

但就在这时候，艳姐找到一件事。确切地说，是事找到了她。

这是一个无聊的下午，艳姐像往常那样做完了自己的工作，坐在办公区门口与保安有一句没一句地拉着家常。这时，从外面来了一个乞丐样的年轻女子，她背着一个硕大的包裹。看样子走了很远的路，很疲惫的样子。她几乎是扑着进了报社的门，眼神极像急切冲进庙门的祥林嫂。不用说也知道，这又是一个心里有冤屈的人，像她的许多同类那样，在有关部门碰得没辙之后，把最后一点希望押到新闻媒体。

如果这些可怜人所遇到的难事仅限于小孩走丢了或亲人治病没钱医或考上大学没钱读或受到村支书以下级别官员的欺负或遭到三个门面以下的商家欺诈之类的话，大多数记者还是愿意伸出援手的，因为这些都是不错的新闻线索，把当事人往镜头前一拉，搞个声泪俱下的特写镜头，然后再写一段让人动容的文字，文章后面加个援助热线之类，既助人又助己，其乐融融，皆大欢喜。

但事实上，找到报社来的大多数都不是幸运者，不是拿出几斤重的上访材料的老者就是十几年前胜诉官司至今没有执行的伤残人士；或者就是祖屋被强拆。用新闻业内人士的话说，这些都是“高压线”人士，谁碰谁倒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做出稿子大多发不出来。即便万一中的万一报出去了，也难保不是一个“惨胜”的结局。因此，每当遇上这类事，所有编辑记者都是避之犹恐不及的，一个个与来访者的关系像同性的电子一样，始终保持一段距离。心好的，大多装着看看材料，送上一声同情的叹息，然后自己忙自己的事，任来访者在那里自言自语。心狠点的，则直接叫保安。

那天那个青年女子恰属后者，遇上的是报社无法帮她的事，保安是个乡下后生，他让女子进去，碰遍了所有部门，最后灰溜溜地回来。最后，他向那可怜女子提供了最后的帮助——给她一把椅子，让身体眼看就要散架了的她坐坐。

她就坐在艳姐身旁。

艳姐成为她唯一的听众。

她讲着，哭着。

艳姐听着，也跟着抹泪。

那天，艳姐听得忘了下班，几年里第一次错过给老公做晚饭的时间。那年轻女子走时，给她磕了头，感谢她能听听自己心里的憋屈。

自那以后，艳姐工作之余就多了一些事——听那些没人接待的来访者讲自己的故事。在那些绝望的人们眼中，她毕竟是报社的一员，尽管她的工作与记者有天大的差距，但他们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