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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后那句是什么意思？”她突然开口问道，“你说以前他可以自己签——自己把自己送去某个机构，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随口说说。那天早晨我跟你提到过那把手枪，你把它藏起来了？就是他在楼上演了那出之后？”

“藏起来？”她皱着眉头重复了一遍，“没有。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我不相信藏起来有什么用。为什么你问这个？”

“你今天忘记带钥匙了？”

“我告诉过你。”

“但没忘记车库钥匙。这种房子大门钥匙通常可以开所有的门。”

“进车库我不需要钥匙，”她提高了嗓门，“车库门由开关控制。前门内侧有个延时开关，你要出去，往上扳就可以了。车库旁边另有一个开关控制那道门。我们一般不关车库门。甜哥儿出去时会关上。”

“明白了。”

“你的话真古怪。”她口气尖酸，“那天早晨也是。”

“我在这栋宅子里碰到了一些古怪的事情。手枪半夜走火，醉鬼躺在门前草地上，来了医生却什么都不干，可爱的女人搂着我，把我当成别人跟我说话，墨西哥家仆玩刀子。至于那把手枪，真是遗憾。不过你不是真的爱你丈夫，没错吧。我想我以前也提到过。”

她缓慢地起身，冷静得好像冰块儿，但她紫罗兰色的眼睛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颜色，也不再如原来那般柔和。她嘴唇开始颤抖。

“出了——什么事？”她一字一顿地说，朝书房望去。

我几乎没来得及点头，她就奔了过去，一下到了书房门口。她一把推开门，冲进去。如果说我在等待一声尖叫，那我失算了。我什么声音也没听见。我感觉糟糕得很。我应当拦住她，小心翼翼地履行报告噩耗的常规步骤，你要有准备，请你坐下来，恐怕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等等等等。你费尽心机好不容易道出真相，其实未必能够减轻任何人的痛苦。而且往往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我起身进了书房。她跪在沙发旁边，把他的头抱在胸口，身上沾满他的血。她一声不吭，闭着双目，紧紧地抱住他，不断地前后摇晃着。

我走出书房，找到一架电话和一本号码簿。我打电话给最近的警察分局。其实这无关紧要，他们靠无线电通讯。我去了厨房，打开水龙头，把口袋里的黄色碎纸条冲进电动垃圾粉碎机，然后把另一只壶里的茶叶也倒了进去。几秒钟后，什么都没了。我关掉水龙头，关了粉碎机，回到客厅，打开前门，走了出去。

附近一定有警察在巡逻，大约六分钟后警察就到了现场。我把他领进书房时，她还跪在沙发旁边。他立即走上前去。

“抱歉，女士。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什么东西都不应该碰。”

她扭过头，一下跌坐在地上。“这是我丈夫，他被打死了。”

警察除下帽子，放在桌上，伸手拿起电话。

“他叫罗杰·韦德，”她声音尖利，“他是著名小说家。”

“我知道他是谁，女士。”警察说着开始拨号。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前襟。“我可以上楼换件衣服吗？”

“当然。”他朝她点点头，继续对着听筒说话，然后挂断，转过身来。“你说他被打死了，意思是有人把他打死了？”

“我认为是这个男人杀了他。”她说这话时看也不看我，接着飞快地走出了书房。

警察望着我，拿出了记录本，在上面写了些什么。“我得记下你的名字，”他漫不经心地说道，“你的住址。是你打电话报的警？”

“没错。”我报上自己的名字和住址。

“不用着急，等奥尔兹警官来了再说。”

“伯尼·奥尔兹？”

“不错。你认识他？”

“认识。老相识了。他以前为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