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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反过来。”我说，但她没有领会。她做完登记，抬头说：“我会向彼得斯先生通报你来了。”

我说我很荣幸。过了一分钟，嵌板上有道门打开了，彼得斯招呼我走进一条漆成战舰灰的走廊，两侧是一格格小办公室，像囚房一般。他的办公室天花板上装了隔音设备，一张灰色铁书桌，两把配套的椅子，灰色台子上放着灰色录音机，电话机、笔架、墙壁和地板是同一种颜色。墙上挂着几幅镶了镜框的照片。一幅是卡恩头戴雪花莲式钢盔的戎装照；一幅是卡恩身着便装坐在办公桌后面，一脸高深莫测。还有一幅励志小匾，硬邦邦的字体，灰色底纹。上面写着：

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卡恩机构的侦探必须维持绅士仪表和谈吐。没有例外。

彼得斯两大步走到房间另外一头，挪开一幅照片，背后墙壁里嵌着灰色的麦克风拾音器。他把它拉了出来，拔掉接线，再塞回去，然后把照片移回原位。

“我会立刻丢掉饭碗，”他说，“要不是那狗娘养的解决一个演员醉酒驾车的案子去了。所有的麦克风开关都在他的办公室里。这鬼地方到处都布了线。有一天早晨，我建议他在接待室的一面半透明镜子背后装上红外线缩微胶片照相机。他不怎么有兴趣。大概别人已经装了。”

他在一把灰色硬椅上坐下。我瞧着他。他是个手脚笨拙的长腿男人，瘦脸，发际线正在后退。他皮肤粗糙，像是常年在户外饱经各种气候磨砺的样子。他有一双深邃的眼睛，上嘴唇和鼻子差不多一样长，一笑起来，从鼻孔到宽嘴巴的两个嘴角便拉出两道深沟，脸的下半部就消失在沟里了。

“你怎么受得了？”我问他。

“坐下，老兄。别大声喘气，说话声音轻点儿。记住，卡恩侦探和像你这样的小私人探子相比，就好像一个是托斯卡尼尼，一个是街头手风琴艺人的猴子。”他停顿了一下，咧开嘴笑笑，“我受得了，因为我不在乎。给的钱不少。要是什么时候卡恩发作起来，以为我是在他战时管辖的戒备森严的英国监狱服刑，那我就领了支票滚蛋。你碰上什么麻烦了？我听说你前不久吃苦头了。”

“没什么好抱怨的。我想来查查你们关于那些不守规矩的人的档案。我知道你们有一份。埃迪·道斯特离开此地后告诉我的。”

他点点头，说：“埃迪有点太敏感，对卡恩机构来说不合适。你刚才提到的是最机要的档案。机密切不可外传。我马上去拿。”

他出去了，我则望着灰色字纸篓、灰色油地毡和记录簿的灰色皮质四角。一会儿彼得斯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灰色纸板档案夹。他放下档案夹，打开。

“老天哪，这地方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灰色的？”

“学校的颜色，孩子。本机构的精神。啊，非灰色的东西在此。”

他拉开办公桌抽屉，取出一支约莫八英寸长的雪茄。

“乌普曼30(1)，”他说，“一位从英格兰来的老先生送的，他在加州住了四十年，还是把收音机叫无线电。清醒的时候，他是个时髦人物，有些肤浅的魅力，我觉得挺好；因为绝大部分人，肤浅也好，不肤浅也罢，一点魅力也没有。包括卡恩。他很没意思，就像炼钢工人的大裤衩。喝醉酒的时候，这老先生有个怪癖，喜欢写他没开账户的银行的支票。他总是赔偿了事，加上敝人的帮助，他至今还没坐过牢。他给了我这个。要不我们一起抽，像两个一起筹划一场大屠杀的印第安酋长？”

“我不抽雪茄。”

彼得斯无奈地端详着特大号雪茄。“我也是，”他说，“我想过送给卡恩。可这不是一个人能抽得了的烟，就算那个人是卡恩。”他皱了皱眉头，“你知道吗？我老把卡恩挂在嘴边，一定是太紧张了。”他把雪茄放回抽屉，看着打开的档案，“我们到底要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