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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空闲谷区格格不入，就如在香蕉船冰激凌上放了一个小洋葱头。

那日向晚时分，霍华德·斯潘塞给我打来电话。他已经息怒，想跟我道歉，说他没有将事情处理妥当，问我是否能再考虑考虑。

“如果他请我去，我可以见见他。否则我不会去。”

“我明白了。报酬会很高。”

“听着，斯潘塞先生，”我有些不耐烦，“花钱雇不来命运。如果韦德夫人怕那家伙，她可以搬出去。那是她的问题。没人能够二十四小时保护她，不让她丈夫碰她，世上没这种保护法。可你想要的还不止这些。你想要知道那家伙为什么、什么时候、怎样失去控制，这样便可以解决问题，不让他故态复萌——至少在完成书稿之前。而能不能交稿，这事完全看他。要是他很想把那部见鬼的什么书写出来，那么写完之前他就不会去沾酒。你的要求很过分哪。”

“这些事儿没法分开，”他说，“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问题。但我想我能理解。对干你这一行的人来说，这有些过于微妙了。好了，再见。我今晚飞回纽约。”

“一路顺风。”

他谢了我，挂断了电话。我忘了告诉他我把他那二十块钱给了侍者。我想再打个电话告诉他，又一想他已经够倒霉了。

我关上办公室的门，往维克托酒吧走去，打算照特里在信上要我做的去喝一杯琴蕾。但我改了主意。今天我不太伤感。我去了劳里酒吧，要了马丁尼、牛肋排和约克郡布丁。

回到家，我打开电视看拳击。选手们不怎么样，像是一群在阿瑟·默里(12)门下混过的舞蹈大师。他们只是跳上跳下，捅来捅去，佯攻使对手失去平衡。他们每个人的手都轻得不可能摇醒瞌睡中的老祖母。观众席上嘘声四起，裁判不断拍手让他们进攻，可他们一直摇摇晃晃、战战兢兢，不时挥几下左长拳。我换了个频道，看犯罪剧。故事发生在一个衣橱里，演员们无精打采，而且张张脸都似曾相识，也不漂亮。对话莫名其妙，填字游戏都不会采用。私人侦探用了个黑人男孩当仆人，想增添些喜剧效应。其实根本用不着，他自己就够喜剧的了。广告真烂，连在垃圾堆里长大的山羊看了都会作呕。

我关了电视，抽了根卷得很紧的长杆凉烟，这让我的喉咙很舒坦。上好的烟丝，我忘了注意牌子。我正准备上床，凶案组的格林警官打来一个电话。

“我想你也许有兴趣知道几天前他们把你的朋友伦诺克斯埋了，就在他死去的那个墨西哥小城。有个律师作为家族代表去了那里，出席了葬礼。这回算你走运，马洛。下回别再帮朋友越境了。”

“他身上有几个弹孔？”

“你说什么？”他厉声说道。沉默了片刻，他字斟句酌地说：“一个，我应当这么说。打脑袋的话，一般一颗就够了。那律师带回了一些照片和他口袋里所有的东西。你还想知道什么？”

“当然，可是你不会告诉我。我想知道谁杀了伦诺克斯的老婆。”

“啊呀，格伦茨没告诉你他留下一份完整的遗书？反正是上了报的。你不再看报了？”

“谢谢打来电话，警官。多谢你的好意。”

“听着，马洛，”他声音刺耳，“你要是再对这案子胡乱猜想，那可是自找麻烦。案子已经了结，盖棺论定，进档封存了。算你他妈的走运。本州事后从犯要判五年。让我再提醒你一件事。我当警察有些年头了，有一点我相当了解，就是你被关进监狱并不一定因为你干了什么，而是因为事情在法庭上展现出来的样子。晚安。”

他挂断了电话。我把听筒放回机座，心想，于心有愧的正直警察总喜欢做出凶巴巴的样子，心术不正的警察又何尝不是如此。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包括我自己。